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外出从业经历、农地流转行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和工具变量解决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外出从业经历、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同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流转行为在外出从业经历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出从业经历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的促进作...     

增值税降率对企业绩效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兼论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

流转税的"税负转嫁"特征和现实企业的"议价能力"使理论上完全价外中性的增值税变为现实中的价内非中性,导致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机制"黑箱"。文章利用2015-2019年分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增值税降率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研发行为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现实中的增值税是价内非中性而非理论上的完全价外中性;降率的"抵扣冲减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负向作用显著,而降率的"收入效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间接正向作用却不显著,最终降率政策"抵扣冲减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降率显著促进了"强势企业"的研发行为,对"弱势企业"无显著促进作用;降率节约了管理性交易成本的同时却导致政治性交易成本增加。妥善处理好增值税降率微观传导过程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尤其是保护好降率过程中可能受损的中小企业是落实好普惠性减税的关键。     

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间的双边贸易数据,研究并检验了该地区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双边贸易整体上并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只有个别行业表现出了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由相对要素禀赋条件和人均GDP所决定的传统比较优势因素对该地区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决定和影响仍是非常重要;此外,我们还发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必需品又是其中的主导消费部门。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测算1984—200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季度状况,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两个阶段的币值高估。结合这21年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划分阶段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可以发现:较大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低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不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危害,经济系统本身可自动调节;另外,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的变动有非常好的解释作用,这反过来证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状况的测算是准确的。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1984—2004年整体时段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

以位于武汉市产业园、孵化器、创业园等多家公司的255位产品开发及技术研发人员、市场开发人员为有效样本,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突破式创新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因果/效果决策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容忍度正向调节效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对因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的甄选与培育效果——不同区域环境视角的检验

以创业板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不同区域环境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事前甄选与事后培育作用,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经济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有限,与非核心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差异性甄选行为,但却有更好的事后培育作用,而且这种培育作用会随着地区投资环境优化而增强;②行政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显著,与异省投资相比,本省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事前甄选具有显著优势,但对被投企业后续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会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占有董事会席位而加大。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的时空集聚效应研究

创新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基本属性,创新质量决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质量。科技园区促进区域产业集聚,集聚显著影响科技园区创新,但缺乏对“一区多园”创新质量的综合集聚效应研究。由此,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指标体系,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3种集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集聚模式对创新质量影响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2006—201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等相关数据为基础,研究不同集聚模式与创新质量的时空效应并对其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呈现显著时间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各园区创新质量空间集聚存在高-高、低-低等模式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跃迁。所有园区受到正向显著的专业化集聚影响,大兴-亦庄园受到负向显著的多样化集聚影响,而房山园、密云园和延庆园受到的多样化集聚影响不显著,海淀园、朝阳园、大兴-亦庄园、东城园、西城园、通州园、门头沟园和顺义园受到市场竞争集聚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