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审计监督研究——基于内设机构调整视角

2016年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试点实施了辖区县(市)支行内设机构调整,将县支行原有的内部监督检查职能上收至地市中心支行。本文首先分析了内设机构调整后县支行审计监督的现状,其次分析总结目前县(市)支行存在“审计资源受限明显”等四个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提出了强化县(市)支行审计监督的改进思路和措施。     

延迟退休、个人账户调整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

文章通过构建精算模型,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可持续运行的角度对不同延迟退休和个人账户调整方案及组合进行模拟评估。研究发现:现行制度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面临支付风险,延迟退休仅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仅依靠延迟退休难以在长期内缓解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运用“延迟退休+个人账户调整”的模式,即在延迟退休的基础上对个人账户进行调整,更有利于基金的长期稳定运行。在现行退休制度下,建议取消个人账户,将单位缴费和个人缴纳的费用计入统筹账户,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单位缴费率可以下调1%;在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建议在男性和女性不同岁退休的基础上,取消个人账户,实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率降低2%。这样既有利于基金的可持续运行,也可以保证基金的运行效率,更能加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互助共济性。     

产业结构调整的政治经济学诠释

本文主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产业结构调整进行重新诠释,提出目前我国产业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相关参与主体在调整过程中角色＂易位＂或＂缺位＂造成的,明确指出企业是整个过程中的主体,而市场需求则是结构调整的源泉,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本在各个部门间流动,追逐利润的结果。     

制造业价值链拓展升级、结构调整与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通过分析表明,我国目前面临的多种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位置低下,因此驱使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路径向上拓展升级就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的制造业大国格局和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结构变化,使我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为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在制造业沿着生产价值链阶梯拓展升级的路径上,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自主品牌的策划营销和市场的不断开拓,是其中的两个关键环节。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加以鼓励和引导,并在税收和融资等方面加以扶持。     

社会资本对创业风险影响的分类解析

创业风险是创业者不得不面对而且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在总结当前关于创业风险分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按照创业要素风险分类体系,分别研究了社会资本对机会风险、资源风险、主体风险、环境风险与行为风险的影响。通过对社会资本在各种创业风险中影响作用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社会资本的规范、信任与网络都能从各自角度弱化创业活动中的机会风险、环境风险与行为风险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创业活动中的资源风险与主体风险的调节,则主要通过社会资本中的网络来完成。     

央行频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思考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在货币信贷数量控制、货币市场流动性和利率调节,以及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限制货币替代和资本流出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央行已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高位。由于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持续贸易顺差、FDI（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进入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增加,造成被动性的货币投放增加,导致流动性不断扩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上调就是为了回收因外汇流入过多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实施紧缩政策以应对日益强化的通货膨胀预期。     

基于库存调剂的易逝品供应链合作利益分配问题探讨

本文将解决多人合作博弈问题的Shapley值方法用于解决两级易逝品供应链合作利益分配问题。考虑由一个供应商和两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链模型,零售商与供应商不合作时,零售商根据供应商的批发价确定订货量,合作时共同决定库存,零售商之间的合作为共同决定订货量且通过库存调剂(转运)共享库存,三方合作可获最大利益,采用Shapley值法可合理分配合作利益,从而使合作更稳定。     

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再认识

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几个不同的特点:既有总量目标,也有结构目标;确立了经济和社会两类调控目标;在数量上绝不止4个,且优先顺序相机选定;目标选择灵活,并不拘泥于调控时间以及所谓政治周期。"十二五"规划充实了许多宏观调控指标,也带来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应当继续坚持以GDP指标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目标,科学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万元产值能源综合消耗目标应当采用更加先进的计量标准。当前国际收支平衡目标无法实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     

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南汇并入浦东新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以上海市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and TMT pay level adjust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ards and structure of ownership moderate a firm's capacity to adjust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pay levels in the face of changes in its economic and complexity conditions. Using panel data from Spanish listed companies between 2003 and 2007,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ver time, characteristic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contribute to give a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board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e determin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MT pay. These associations appear to be even stronger than those that in other West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Both the Spanish cross-holding and concentrated firms'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socially intervened boards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high levels of pay received by the TMT, which, in turn, reflect a moderate adjustment of compensation practices to variations of surrounded environment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