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约束不断加深下的可持续增长

该文借用一个资源约束不断加深的经济增长模型,重点分析资源开采成本、环境质量要求、污染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资源开采成本不断上升时,如果效用函数中环境质量要求足够大、折现率足够低、那么污染税能够促进增长;当资源开发效率较低时,污染税对经济增长率有正效应。中国的进口资源—粗加工—再出口模式同时承担了巨大的资源价格上涨压力和粗加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压力,在新的资源来源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提高环境质量要求,降低环境效用的折现率,以通过严格执行污染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应用"资源诅咒"理论假说,通过1991—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能源开发确实带来了"资源诅咒"效应;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能源开发负向作用于对外开放度、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但"诅咒"效应尚未明显产生,而实施大开发后能源开发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负向作用有所增强,从而导致诅咒效应明显出现。通过进一步的实证考察,我们发现能源开发在西部主要通过其对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挤出效应,以及滋生寻租和腐败而引起的政治制度弱化效应这三种间接传导途径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投入是作用最强的传导因素。     

The sufficiency strategy: Would rich-world frugality lower environmental impact?

One alleged weapon against unsustainable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for the wealthy to consume less. This sufficiency strategy is to complement the efficiency strategy of lowering ratios of resource inputs to economic outputs; the former would reduce the affluence factor in I = PAT, the latter the technology factor. That the latter strategy suffers from a consumption rebound is widely recognized. This paper identifies a similar rebound when the affluence factor is autonomously lowered: The lower initial demand lowers prices, which in turn stimulates new demand by others. The strategy moreover addresses only the rich, raising questions of its theoretical maximum efficacy. Its proponents usually conflate frugality with the North-South dichotomy and intragenerational with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Moreover, there are difficulties with the supporting arguments that frugality is good for one’s own sake as well as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at the rich should ‘lead the way’ to living more lightly. Personal behaviour change is furthermore not a sub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fforts. Finally, since all changes in right-side factors of the I = PAT equation change other right-side factors, such indirect attacks on impact should be abandoned in favor of supply and emissions quotas.     

干旱地区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未来学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一发展态势在干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我国政府为了尽快改善生态环境,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政策.但由于没有针对干旱地区具体情况的专门补偿措施,所以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相关利益人补偿得不到及时体现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并且提出符合干旱地区自有特征以及未来发展状况的生态补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干旱地区目前的生态补偿困境,完善我国干旱地区未来学研究体系,实现兴利除弊.     

基于演化博弈的监测—约束—激励系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旅游胜地漓江流域为例

"两山"理论要求重构"经济—环境"生态,因地制宜设计生态补偿机制。以漓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不同情境下漓江流域各主体策略的演化趋势,再使用SD进一步模拟仿真,结论如下:(1)上下游地方政府实施策略概率的初始值会影响最终的稳定状态;(2)仅依靠上下游政府的相互自发监督,不能有效实施利于生态补偿的合作机制;(3)上下游都不履行义务时的惩罚应比只有一方不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更大,上下游履行义务时的奖励应比不实现合作时的惩罚更大;(4)当中立机构监管流域水质状态时,上游提供给下游的补贴应该比下游给上游的生态补偿更少。据此提出漓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策建议。     

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基于产权经济理论和关联博弈理论双重视角

本文以巴泽尔产权经济模型为理论基础,分析了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特殊产权属性,指出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在开发中受到破坏的制度经济学根源,并提出以关联博弈为基础健全社会声誉机制,规范利益博弈强势方的开发行为,基于产业发展的三大维度原则,构建西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体系。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资源约束下的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

资源约束背景下,如何制定有效的创业导向及资源行动策略对动态环境中企业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动态能力视角,以恒瑞医药为例,探讨其不同发展阶段创业导向、资源行动策略与企业成长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发现：①高差异性和高合法性是企业资源行动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在不同发展阶段二者的侧重点不同;②创业导向为企业资源行动策略提供方向,而资源行动策略则是创业导向得以实施的保障,二者相互契合,共同促进企业成长;③多重资源约束是企业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的直接动因,而企业能力提升是创业导向和资源行动产生的有效结果,该过程中管理者认知为企业资源环境分析、创业导向制定以及资源行动选择提供有力保障。     

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已有文献认为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作用,但失败学习通过何种途径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研究并不完善。基于失败学习理论,引入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失败学习影响企业绩效的多路径模型,探索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驱动路径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分别在失败学习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和机会识别在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驱动过程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战略柔性能够强化资源拼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正向调节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失败学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对企业复苏和成长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