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后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重构研究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取消农业税,一方面使这一体制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也为体制的重构提供了契机。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构,核心是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不同种类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职责,并建立与其相适应的财力保证制度、激励与监督制度。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影响

目的 随着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和生计产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主要探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资源要素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理,进而为缓解农业老龄化危机、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法 基于2021年陕南秦巴山区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DEA-Tobit二阶段模型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1）陕南秦巴山区农户生计效率的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略低于规模效率,综合效率最低。大部分农户生计活动呈现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生计产出的增长低于生计投入的增长。（2）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抑制了生计效率的提高,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和户主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表现更为明显。（3）农业资金投入的增加能够缓冲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生计效率的负向影响。结论 因此,要正视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引导农户合理配置生计资源,提高农业资金投入使用效率,促进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目的 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是我国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探究退捕渔民对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有利于政策主观绩效的提升。方法 文章以在全国率先实施禁捕补偿政策的贵州赤水河流域和湖北洪湖流域的退捕渔民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探究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 （1）政策认同和生计结果的缺失分别为解释禁捕补偿政策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的必要条件。（2）存在引致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两种条件组态,其中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是影响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在提高禁捕政策满意度中发挥核心作用;（3）存在4种引致低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条件组态,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缺失在各自组态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使补贴时效和信息掌握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验证。（4）根据条件因素的可控性,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提高补偿资金发放时效是有效提升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最佳策略。结论 多重条件间并发协同效应的存在揭示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对政策宣传和补偿资金发放工作“两手抓”是提高禁捕补偿政策满意度的必然选择。     

基于企业数据的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空间分布及机理的比较

目的 大陆台商农业投资推动着海峡两岸农业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理清不同类型台资农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对两岸农业合作的深入及经济融合的推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 文章利用Python挖掘和清洗相关企业查询网站的大陆台资企业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 函数、核密度和热点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在位企业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机制。结果 （1）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呈多中心群团式集聚,集聚规模和集聚强度随时间推移变化明显。（2）两种类型企业在空间演化过程存在明显差异,台资农业企业在空间演化上呈点源扩散模式,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海南和山东半岛。（3）台资农产品加工业企业呈爆发式扩张模式,在完成空间布局后进入稳定状态,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4）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大陆台资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区位选择都长期受到农业自然资源禀赋、集聚因素、政策与文化因素的正向影响,两者空间布局与空间演化的差异缘于对耕地资源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响应。结论 政府应结合地方资源优势,在制度政策制定、产业集聚效应发挥、地方市场开拓和产业融合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台资涉农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发展。     

跨越发展与制度创新

制度是发展的关键因素,跨越发展中的开放先导、结构优化、科技进步都依赖于制度创新。因此,不发达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改革,完成一系列制度创新的工作和任务。     

中国制造产业转型的日韩经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制造”已经渐渐融入到各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但是,在海外对中国产品的品牌认知度却并不是太高。尤其是近来针对“中国制造”的质量指责和贸易摩擦正在不断扩大。在经历了“中国制造”大举涌向海外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重新反思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之路。日本和韩国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制造产业的转型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制度倾斜、低技术锁定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试图回答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在中国为何难以成立的问题。通过建立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博弈模型,我们证明了:对垄断厂商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倾斜,会削弱非垄断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进一步地,这会使得非垄断企业减少研发人员投入并增大其成为垄断厂商中间制品生产者的概率,同时使垄断厂商成为创新主导者的概率增大,于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少,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资本投入实现。在上述情况下,内生性的技术创新出现的频率会大大降低。这正是中国特色低技术锁定存在的根本性因素。     

世界经济失衡背景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在于,从对外经济往来层面上来看,美国在贸易逆差扩大背景下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人民币升值的"攻势";从国内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外汇占款"带来流动性过剩压力。宏观经济的客观因素以及中国政府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只能是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的,尽管渐进策略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不同经济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利益效应不同,因此很难简单概括其总体效应。近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人民币升值相关的越来越强烈的负面效应以及金融突发事件效应,应该引起政府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