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城市群通过区域内城市整合,强化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度合作,能拓宽发展空间,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高效率的环境,挖掘区域经济更为强大的发展功能,从而加快整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基础最好的地区。而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龙头城市,将引领长三角城市群的加快发展。在坚持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基础上,对上海的产业发展给出明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基于此,在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现状的基础上,对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产业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     

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发展阶段评价与分析

城市群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现象,城市群发展阶段的分析是城市群建设中需要认清的首要问题。分析了城市群发展生命周期和城市群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对城市群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四阶段划分,并以吉林省中部城市群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吉林省中部城市群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计算与分析。结果表明: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处于成长阶段的中期,城市群内城市化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但是基础设施水平、城镇体系结构、城市群内部联系水平与外部联系水平尚处于城市群发展阶段中的萌芽期与成长期,需要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共同作用,来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和演变,为吉林省内产业与人口的集聚提供支撑载体。     

武汉城市圈固定资产投资聚类分析

构建模糊聚类分析模型,对2000—2011年武汉城市圈内各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及分析,对该城市圈内各市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构造数理统计中的F分布,得出理论上的最佳聚类。     

基于网络DEA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能源环境效率评价

把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相结合研究工业经济系统,提出基于合作效率评估模型的网络DEA方法,弥补了传统能源环境效率评价通常忽略的污染治理问题。测量2011—2015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能源环境效率及其子过程效率。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能源环境效率受到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两个子过程效率的影响;造成不同城市有效或无效的原因不同;总体来说,安徽省城市环境保护效率较高,但能源利用效率偏低,江苏省城市恰好相反。     

长株潭“3+5”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比较测度

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地区参与国家和国际竞争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对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传统相似系数法和区位熵法的不足,把区位熵法与灰色关联分析法两种测度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此方法以全国城市为参照系,对长株潭"3+5"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测度.结果表明,运用此方法可以挖掘区域产业结构的更多有效信息,不仅测度了长株潭"3+5"城市群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与全国城市产业结构比较的总体相似程度,还揭示了城市群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作为一种典型的数字基础设施,宽带的建设和普及具有普遍的居民增收效应,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以及“数字红利”的差异,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进而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利用2012—2020年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多期DID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同时促进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较小且滞后,因而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差异化的就业效应（促进高技术行业就业、挤压低技术行业就业）产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这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城市群建设）而减小,随着数字经济渗透度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增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城乡差距,尤其是“宽带鸿沟”和“数字鸿沟”使农村居民获得的“宽带红利”和“数字红利”较小。因此,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减小和消除和“数字鸿沟”,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三大城市群金融集聚:空间网络及结构分化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集聚是推动城市群崛起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因子分析和引力模型,研究了2007~201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及其空间网络。结果发现:从整体来看,三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网络逐步从分割走向融合,且上海在整个金融网络中居于核心位置;从局部来看,城市群内部金融集聚网络的结构差异明显,京津冀表现为主次型单一结构,北京位于绝对核心;长三角为多中心均衡结构,且江苏的金融中心程度明显高于浙江;珠三角为穗深双核结构,深圳的上升趋势明显。据此,应基于城市群金融集聚网络的不同特征,差异化地整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为区域一体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数字经济对城市群区域创新的影响——基于10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为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10个国家级城市群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且存在地区异质性,其中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城市群吸收及转化应用知识技术的能力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各维度指标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效应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东部地区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数字素质对西部地区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最强,而对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资本投入对东部地区城市群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地区。     

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在城市群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机理

城市群是人口、产业和城镇高度聚集的城市空间,也是生产系统在多个尺度演化的结果。由市场所决定的生产过程决定着城市群的产生、发育与成长机制：聚集与扩散、分工与专业化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上揭示了城市群成长过程与企业、产业和工业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基于ESDA-GWR多变量影响的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1个地域空间单元2000—2012年社会经济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及地理加权回归(GWR)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多变量影响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驱动机理。研究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总体上表现为地区之间较强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异质性较强,差异性显著;2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地区经济效益、科技与教育投入在空间上具有正相关性;对外开放程度在空间上具有微弱的负相关性;发展成本呈现随机排列态势,不具有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3多数变量演化过程大致相似,但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局部各有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范围逐渐由武汉城市圈向外围扩大,地区经济效益对长株潭城市群影响程度及范围逐渐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影响程度最大,科技与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逐渐减弱,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程度有减弱趋势,而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受资源约束程度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