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浅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立项经验和对策建议 ——以2010～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获资助项目情况为例

[目的]探寻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户有效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农户和地方政府的完全信息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对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农户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为正;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地块面积以及地块数量等4个因素中仅有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表现出对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程度;农村是否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的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个因素均以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成立农村合作组织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规划设计阶段的程度.[结论]农户参与农地整治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村庄是否成立农民合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是否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辽宁棕壤耕地质量评价及障碍因素类型分区研究

[目的]以土壤类型为基础,选取土壤管理、理化性质、土壤养分、剖面性状、立地条件和气候条件等6个方面14个指标对辽宁棕壤耕地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在分析主要障碍因素基础上,根据障碍因素组合类型的不同对辽宁棕壤耕地进行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方法]采用模糊数学法和层次分析法,利用障碍度模型对辽宁棕壤耕地质量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分析棕壤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结果](1)辽宁棕壤耕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分别占棕壤耕地总面积的21.49%、59.18%和19.33%,耕地质量等级以中等地为主;(2)障碍因素组合类型共14种,根据障碍因素不同划分为3个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区,即有机质障碍类型区、灌溉能力障碍类型区、质地障碍类型区,分别占棕壤耕地总面积的86.45%、10.75%和2.80%。[结论](1)针对障碍因素类型分区,提出各区以障碍因素为主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措施,从而保证粮食生产;(2)文章从耕地土壤类型角度研究耕地质量障碍因素类型分区及其利用策略,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提供新视角,为耕地资源分区利用与管护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博罗县耕地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试图探讨广东省博罗县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其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耕地时空动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特点。[方法]基于2005~2014年广东省博罗县耕地资源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资料选取19个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软件找出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并借助DPS软件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的相关性关系,从而量化不同因素对于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影响耕地变化最大的经济因素为地方财政收入,其关联度高达0.994;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之间相关性很高,其关联度为0.991;地区生产总值(GDP)与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相关性较高,其关联度为0.830。[结论]2005~2014年博罗县耕地数量波动相对较大总体呈现略微增加趋势,人均耕地呈现下降趋势,且经济发展与耕地数量变化关系较密切。     

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品牌营销竞争力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

[目的]通过分析四川省地理标志对农产品品牌营销竞争力的影响,以期促进当地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推广。[方法]文章构建影响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营销竞争力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消费者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相关数据,并在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对影响地理标志农产品营销竞争力的各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1)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问题分别有64.91%、39.1%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质、价格比其它同类农产品好;(2)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名称和外观问题分别有81.1%、57.9%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名称和外观比其它同类农产品要好;(3)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问题分别有53.14%、53.63%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比其它同类农产品要好;(4)针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声誉和品牌口碑问题分别有53.63%、70.67%的消费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品牌声誉和品牌口碑比其它同类农产品要好;(5)针对消费者是否愿意购买地理标志农产品,73.94%的消费者表示愿意购买,73.68%的消费者更是愿意将地理标志农产品作为同类农产品的首选。[结论]地理标志农产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排序依次是品牌性能价值品牌传播力品牌显示力,同时证明地理标志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品牌竞争力。     

我国区域农业生态文明及其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研究——以典型省份为例

农业生态文明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区域自然生态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农业生态文明的各项支撑要素也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在构建我国农业生态文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基于离差系数原理构建区域农业生态文明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黑龙江、河南、四川作为典型区域,运用2007~2013年统计数据,对3个省的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及其协调度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各子系统支撑作用的演化特征。研究认为,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来,3个典型省农业生态文明指数及协调度均得到了显著提升,且均已先后进入"良好协调"阶段,但农业生态文明各子系统支撑作用演化的时空分异明显。因此,在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优势条件及薄弱环节,把握发展规律与特点,因地制宜、因区施策,提高农业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匹配度,改善和提升农业供给侧水平。     

黑龙江省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测度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从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入手构建适用于黑龙江省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赋权与变异系数的综合确权法测算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水平及各指标权重,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两两间耦合阶段与协调类型,研究表明:(1)黑龙江省西南部土地利用效益高于东北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呈现明显的等级层次性,其中大庆与哈尔滨经济、社会效益居于首位,黑河与牡丹江生态效益最高;(2)黑龙江省生态-社会效益耦合协调强度大于经济-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最低,多数城市处于拮抗耦合,仅伊春与黑河的经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为低水平耦合;(3)黑龙江省西南部的协调程度整体高于东北部,其中仅哈尔滨与大庆土地利用效益为协调状态,其余城市均为失调。     

青岛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驱动机制探究

目的 以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将为青岛市美丽乡村建设和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查阅法构建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综合评价法和协调度指数对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驱动力分析是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子探测器模型和交互探测器模型对主成分中的指标进行驱动因子探测。结果 2001—2017年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0.121增加到0.854;评价体系的协调度整体呈增加趋势,但存在倒“U”型的周期波动。驱动力探测结果表明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绿地面积和非生产性投资等是主要驱动因子。结论 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变化与政策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关系,在政策的导向下,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青岛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升级的主要驱动因素。     

龙头企业、专利投入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目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进一步要求。小麦作为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小麦产业是中国农业产业的代表性产业之一,其发展对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小麦产业为例,探究农业科技创新中龙头企业、专利投入与中国小麦产业发展的关系。[方法]文章基于2015—2018年的短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31省(市、自治区)的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解析中国小麦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运用工具变量Tobit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龙头企业数量、农业基础设施对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小麦专利数量在龙头企业对小麦产业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1)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2)在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回归模型中,粮食播种面积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龙头企业选址;(3)小麦专利数量对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显著;(4)地区小麦专利的调节效应增强了龙头企业与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旨在为促进云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提供科学的参考。[方法]文章运用耦合度与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并对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效益进行测算,从空间分析两者发展的差异。[结果]在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中,只有昆明市处于高水平,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只有玉溪市和曲靖市,其余13个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在生态环境效益空间分布中,只有迪庆处于高水平,处于较高和中等水平的有怒江和丽江,其余13市(州)则处于较低水平以下。[结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从中部向周边递减的特征,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据地区发展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各市(州)间的合作交流,是缩小地区间差异,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对生态环境有着较高要求,云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阶段,但是其协调程度在不断提升;减少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源分配不均及资源利用的不合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提升云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