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人力资本:企业治理中的核心资本

经营者人力资本是企业人力资本中高价值的人力资本。经营者人力资本能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优化企业所有权安排，是企业治理的核心资本。经营者人力资本、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经营者人力资本价值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是直接且重要的，因此，在企业治理中，要合理配置经营者人力资本，使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更加有效。     

国债挤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债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作用成为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文章通过对投资主体投资份额、总量的相关分析以及国债投资方向的聚类分析，认为现阶段由于国债投资方向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国债发行对民间投资挤出作用较小，带动作用较大。     

审计报告改革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传统审计报告的模式化披露无法满足投资者价值信息获取需求,“审计期望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12月颁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选取A+H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审计报告改革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报告改革会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目越多,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审计报告改革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内部控制水平低、媒体环境差以及代理冲突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这不仅为审计报告改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而且对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考虑社会责任的异质有限理性制造商产量博弈均衡复杂动力学分析

通过考虑消费者剩余,企业利润中引入承担社会责任参数,建立了具有异质性有限理性的古诺寡头博弈竞争模型,分析利润相关参数对系统博弈均衡稳定性的影响,并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表明单方有限理性系统比双方有限理性系统稳定。产品成本超过一定阈值应避免产量竞争,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产品价格来增加利润,但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增加时,系统稳定性降低。此时降低调整产量的速度,观察竞争对手产量调整速度,避免系统进入混沌状态,失去最优产量优势。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外资自由化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境内外资本要素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股权集中度更高和市场化进程缓慢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在不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杜邦分析法的格力电器偿债能力分析

论文通过分析格力电器偿债能力,发现主要的几个问题是流动负债和现金比率过高、资本结构风险过高、财务杠杆过高。论文提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对策和看法,主要是利用充足的现金发展多元化产品、对资本结构进行合理改变和对财务杠杆进行适当调整。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党员身份在企业创新面临环境不确定带来冲击时的“稳定器”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企业创新,高管党员身份能通过降低研发支出挤出程度和优化融资环境两个渠道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创新抑制效应。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在平稳发展时期,应平衡好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使党员高管决策风格更加稳健、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强化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党员身份的“创新稳定器”作用。在当前企业创新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创新治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高不确定性背景下优化企业创新环境提供了可实践路径。     

公司治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启示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治理结构的竞争.在此,以文献梳理的形式,对公司治理的内涵及理论渊源进行阐述,并评析了治理模式、形成原因及趋同表现.在我国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上,提出应汲取西方治理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在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原则下,着力构建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结合,以内部治理为主的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结构.     

Corporate Lobbying, Regulatory Conduct and the Porter Hypothesis

Michael Porter, the influential Harvard management guru, has promoted the idea that compliance with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can afford secondary benefits to firms through improved product design, innovation, corporate morale and in other ways. Once these secondary benefits are factored, the net cost of compliance is argued to be lower than conventionally thought and may even be negative. Whilst environmental economists have rejected the Porter Hypothesis as being based on excessivel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of the likely size of such secondary benefits the underlying ideas do enjoy significant credenc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of a lobbying model of regulatory policy-making we argue that the EPA should change the way it conducts regulatory policy to take account of Porter's views – even if it knows those views to be misguided. The model serves to illustrate the more general point that fashions in management thinking can be expected to impact the optimal conduct of regulatory policy.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的发现及其评价

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有“委托—代理”“、法定产权与事实产权不一致”“、产业定位与产权特性相对称”等三个理论框架。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为这三个理论框架的逻辑分析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也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