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职人员经济人性边界界定与启示

政府公职人员是特殊经济人,并且从"经济人"角度、从历史性角度、从社会契约论角度、从初始社会分工及分工发展过程角度看,政府公职人员经济人性应有必要的边界。其经济人性发挥应符合作用空间的"非市场性"、经济人性范围的日趋"紧缩性"、经济人性目标满足渠道的"单一性"及较强的"社会性"这些内在规律。把握这些规律,可有效地建立针对政府公职人员的约束机制和非市场性的竞争机制,还可有效地促进民主发展,这对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新经济地理、要素流动与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差距的扩大,而非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生产要素进行跨区域流动,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以便在全国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进而达到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目标。     

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发展战略选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机制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机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通过对1953—2004年与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的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而要素投入的效果却与经济发展战略制定的一些非经济因素有关。     

国有银行应战外资银行的初级阶段及对策

国有银行面临着中国入世后外资银行的强大挑战。在中国银行业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将会形成一个双方竞争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国有银行在同对方全面竞争前调整自己，适应新对手、新环境的难得机遇。本文分析了竞争初级阶段的特征及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并阐述了发挥国有银行竞争优势、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基本对策。     

普京内政外交新动向探析

在当今世界,俄罗斯在解决国际重大争端,处理全球重大事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研究普京的内政外交新动向意义重大.在内政方面,普京正在全力实施以能源、武器和原材料生产为核心的中长期经济振兴计划,提出了10年内翻番的目标.在对外事务中的布局层次是--独联体是重中之重,欧洲及美国是首要,亚太一些周边大国是关键,东欧、中东、非洲和拉美不可忽视.     

韩国政府为实现环保型企业经营的政策及方案

文章论述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的重要性及创造环保型的企业环境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为实现环保型企业经营韩国政府所应该采用的政策及具体的实施方案。     

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研究

本文结合以往奥运会举办城市的实际,分析举办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既包括经济影响,也包括带来的社会影响。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如何扩大积极影响,解决它所带来的一些问题是北京急需考虑的。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广东省和四川省的比较研究

人力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而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生产函数分析比较广东省和四川省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以及贡献率,实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并对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在铁路货运营销中运用价格策略的探讨

价格是市场营销组合的重要因素。铁路货物运价制度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着吸引运量的多少和使路运输企业利润的高低。并影响着运输市场营销组合的其它因素。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价格，科学制定价格策略，才能使企业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本文通过分析现行运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在铁路货运营销活动中运用价格策略进行了探讨。     

Localized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 An Intertemporal DEA Approach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growth theory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ed innov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of more backward countries. In earlier papers, analyses by means of DEA techniques confirmed this intuition. In this paper, we extend this type of analysis by relaxing the macroeconomic viewpoint adopted until now. New databases on output, labor and capital input in the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developed for 40 countries. Using intertemporal DEA, it is found that changes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frontier are localized at high levels of capital intensity. This result is stronger in agriculture than in manufacturing. Further, a decomposition of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ight Asian countries for the period 1975–1992 into the effects of capital intensificati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is mad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is a particular development path in which increases in capital intensity appear to be a prerequisite to benefit from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JEL Classification: O14, O30, O40, O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