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性波动与适度调节

改革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变化特征说明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增强;经济波动的根源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经济运行就表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市场条件与生产条件相背离是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市场表现;生产条件短期是难以改变的,而市场条件的改变又是相对迅速的,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就是要适时地调整并改变市场条件,使之与生产条件相适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调整应该适时适度,否则,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较大幅度波动。     

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实证分析

最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人民币升值预期将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观点虽然被广泛认同,但对此的定量研究还非常欠缺。本文以境外人民币NDF汇率作为汇率预期指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0年至2005年月度外汇储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储备快速积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外汇储备积累也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反映。     

论利率管制与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之间的矛盾

本文从货币当局无力同时控制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利率管制与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之间的矛盾;分析了利率管制条件下,以货币供给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即实际货币供给量偏离中介目标货币供给量以及实际收入水平偏离最终目标收入水平的深层原因;指出了近年来我国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效果不佳,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我国客观存在的利率管制和货币供给量中介目标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是这种矛盾的必然结果.     

外债风险预警模型及中国金融安全状况评估

本文提出了一个用于预警一国外债风险的动态模型 ,即多元累计和模型。模型的用户 (债权人和债务国 )能很早地预测到可能导致债务国重订债务期限的金融危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模型具有提前 3年探测到债务国潜在的还债困难的能力。对中国经济金融安全状况的评估结果表明 ,模型可提前 1年发出预警信号。     

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的因素--基于决策理论的实证分析

基于决策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得出影响我国政府选择汇率政策的因素是: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和经常账户余额的状况是2005年汇率政策改革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当前汇率政策改革是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政府效用的结果。     

银行业的集中、竞争与绩效

各国金融资产配置方式不同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存在鲜明的差异。与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的逻辑推论及其倡导的理想境界可能完全相反 ,由大规模银行组成的相对集中的产业组织结构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程度的下降。中国银行业偏高的集中率并不是影响行业竞争程度的原因 ,事实表明 ,中国各银行之间在存贷业务及其他业务上并不缺乏竞争。主要问题在于现有的国有银行经营机制不灵活、效率过低。即使中国银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业化程度 ,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也不宜于过度分散 ,保持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 ,可能更有利于提高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     

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

本提出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的论点。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本分析了人民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具备的条件，如发展成世界货币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问题。章与几种不同的看法商榷之后，指出对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的问题，应持支持的态度并在条件成熟后采取措施加以促进。     

对外贸易对西部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对外贸易对GDP的拉动度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对GDP的贡献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促进西部经济增长,应优化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进口增长率,保持进出口平衡,拓展边境贸易,发展西部各省的特色经济。     

工业产品质量指数编制的理论探讨

现行工业产品质量指数因直接相加产品抽查批次、没有考虑产品市场占有率、且不具抽样随机性原则而有失科学性。以统计指数基本理论为依据 ,用“质量指数”替代“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 ,理论和实践上均具可行性。     

Choosing sides in the trilemm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ycles on structural change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impact of these cycles depends on the specific combination of macro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developing economy. The cases of Brazil and Argentina ar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Korea and China. In the Asian economies, macroeconomic policy has been a complementary tool along with industrial policy to foste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capabilities. Inversely, in the ca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long periods of real exchange rate (RER) appreciation, combined with the weaknesses (or absenc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contributed to the loss of capabilities and lagging beh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