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权威、控制权配置与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以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为背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及治理后果。研究表明:随着规模扩大、参与国际竞争程度提升,传统家族权威治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引入职业经理人是我国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必然趋势;诸如国美等治理实践中频发的"控制权冲突",根源并不在创始家族的控制权让渡,而是源于权力制衡缺失引发的控制权私利;优化权力配置,形成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之间的合理匹配与均衡,是实现创始家族和职业经理人互惠相容,确保治理转型成功的关键与微观基础。本文从控制权视角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解,也为化解当前我国家族企业"集体转型之痛"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     

内部资本市场、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认为探究我国内部资本市场(ICM)有效性时应综合考虑关联交易(RPT)问题。因此文章在对内部资本市场和关联交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究内部资本市场中的关联交易对我国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内部资本市场成员间的关联交易表现为促进公司价值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来自公允的内部资本市场关联交易,尤其表现为内部资本市场关联流入;我国内部资本市场配置低效的结论主要与非公允的关联交易相关;外部资本市场的金融抑制状态,使得国内企业通过内部资本市场中的关联交易实现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放松融资约束、提升公司价值的目的。     

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

本文基于融入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通过引入地区补贴行为对基础模型进行扩展,揭示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与区域协调政策影响地区生产率差异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另一重要机制,即:市场融合过程中,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并对地区生产率差异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不同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循环累积效应的另一种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进一步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政策总是倾向于吸引低效率企业的进入,虽然能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会扩大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近年来区域政策力度明显加强,地区差距缩小和地区生产率差距扩大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合意的区域政策是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对于欠发达地区提供适度支持政策。     

出口和生产率: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实证研究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异质性企业出口和生产率的关系可以用两种假说来概括——"自我选择出口"和"出口导致增长"。文章回顾了十多年来学者们用各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对这两种假说的验证,对比和评析了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实证结果的原因等,对我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原因进行总结与探讨,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思路与方向。     

TMT社会网络、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拥有大量内外部信息资源的高管团队(TMT),其社会网络不但可以提供公司创业的机会来源,也是企业现在绩效和未来绩效的影响因素。TMT的社会网络只有通过公司创业机制才能转化为企业绩效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显示:TMT社会网络、公司创业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对于企业而言,要高度重视通过管理手段激励整个高管团队的所有成员去构建有效的内外部社会网络;公司创业的价值增值中介作用也得到证实,公司创业发挥着重要的资源整合作用,有价值的TMT内外部社会网络只有充分融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创新,以及深层次的战略更新过程中,为企业的价值增值服务,才能转变为企业绩效。     

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内部能力与外部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利用浙江和重庆两地351家家族企业调查数据,在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区分为内部人责任、外部人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及内部能力和外部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第一,高内部能力(制造能力、吸收能力)家族企业内部人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大;高吸收能力家族企业公共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小;具有丰富外部关系(高密度、大范围关系网络)家族企业外部人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更大.第二,高内部能力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低吸收能力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有低密度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中,内部人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有大范围关系网络家族企业中,公共责任对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公众预期、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Agent新凯恩斯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将ACE建模思想纳入到新凯恩斯理论框架,构建基于Agent的新凯恩斯模型,并利用拓展后的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中存在25%的家户是完全理性,存在73%的厂商是有限理性;产出与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较传统新凯恩模型平缓,并且持续时间更长;货币政策冲击是通货膨胀波动的主要来源,真实货币余额的偏好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的产出波动。因此,在考虑了有限理性以及适应性预期后,经济的内在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理解公众预期形式对分析宏观政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     

企业兼并与边界重构:一个基于现代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兼并是企业进行外部扩张的重要手段 ,但企业兼并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兼并是否能够获得理想的绩效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兼并后企业的边界是否最优。本文基于现代企业理论 ,从企业的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和契约环境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企业边界的因素 ,并进一步指出企业兼并的最终极限是企业的有效边界。由于兼并不同于企业通过自身积累而进行的扩张 ,完成兼并后的企业边界往往并不是相对有效的 ,企业必须进行边界重构。企业在综合考虑边界重构成本和政策环境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消除边界冗余等相应措施实施边界重构。     

Why do only the G7+2 countries among United Nations members discuss about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A simulation stud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why only the Group of 7 plus China and Russia (G7 + 2 countries) among 194 United Nations members discuss about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By simula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income, prices and preference parameters on the total provisions and the number of free riders, we find that the number of contributors fo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s 15 under the 194 member countries, while the others are free riders. In addition, the contributors are the top 15 powerful countries with largest dropout value over the world. Then, the discussion with only 15 countries for public goods is meaningful. As large as the heterogeneity of parameters is, the number of contributors becomes closer to G7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