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重庆市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以期对重庆市的农业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参考建议。[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环境、农业科技资源经费投入、农业科技人才储备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4个方面构成综合层,向下分16个具体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判综合评价重庆市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结果]重庆市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综合得分为81.08,为2级水平,其中农业科技人员流失比例较大,投入产出效率较低成为主要制约因素。[结论]重庆市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合理配置农业科技人员和经费投入以及提高资源配置环境是提高重庆市农业科技协同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的关键;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浪费严重和农业科技活动成果的转化率较低、农业科技人才结构和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合理以及农业科技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是影响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     

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将四川省划分为西北高原区、西南山地区、四川盆地区等3个农业经济差异区域,并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4个方面确定11个指标研究其对四川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2010~2014年3个不同区域内11个指标,分别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评价指标农业GDP的影响。[结果]3个区域内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与农业GDP均中度相关,并且从关联度的结果看,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的差异对农业GDP的影响差距不大;3个区域内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均与农业GDP高度相关,且对各区农业GDP的影响的差异较小;3个区域内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使用量、农业从业人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GDP的影响显著。[结论]四川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休闲观光农业园游客满意度研究——以北戴河集发农业园为例

文章基于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北戴河集发休闲农业观光园为例,针对影响客户满意度的问题运用问卷调查法,即发放、搜集、收回和整理问卷,进行调查并数理统计。其中,高达95.8%问卷回收率,保障了问题研究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客观性。基于国、内外游客满意度的研究现状,在前人游客满意度分析模型研究基础上,根据实际所得数据建立了休闲农业观光园游客满意度分析模型——因子模型。因子模型是利用加权平均法计算权重函数的权重值,得到客户满意度的指标权重,对实际所得数据按照上述步骤处理,运用因子模型计算得到客户处于中等满意度的结论。该研究对因子模型进行了检验,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提出了当前休闲农业发展的短板和需要提高的方面,为以后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侧重方向。     

山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问题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指明了方向。山西省作为农业大省,正处于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期,也要积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明确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走出一条具有山西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路。实践证明山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即新型农业经营类型比例不均衡、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生产效率不高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几个因素的叠加影响,包括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及农业经营的科技化水平不强等,因此山西省应从加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建立完善的农民技能培训及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化与机械化水平等方面积极入手,进一步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河南省农业旅游开发研究

农业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相融合的产物。河南省是旅游资源大省,同时又是农业大省,具有发展农业旅游的有利条件。文章在河南省郑州、新乡、信阳、南阳、开封、商丘等地进行调研,运用SPSS17.0对所得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了解河南省农业旅游的发展现状。结合研究结论,该文分别从强化旅游基础设施、提高硬件接待水平;构建高质量、高品位的旅游环境,提高软件接待水平;开发创意农业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的多样化需求;增强旅游参与性,提高旅游体验效果;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等方面为农业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合理化建议。     

种植业内部贡献因素分解及对粮农收入增长 影响实证分析 ——以黑龙江省为例

该文基于1986～2010年全国和黑龙江省有关种植业数据,首先运用结构贡献因素分解模型分析 了”八五”到”十一五”时期黑龙江省种植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因素,其次利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 选取种植业总产值、种植业结构、粮食平均价格为解释变量计量分析了粮农收入贡献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从”八五”到”十一五”时期黑龙江省种植业单位面积产量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对种植业产值增长的贡 献很小但有增强的趋势;价格对种植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很大,是种植业产值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有 起伏;总播种面积的贡献趋近于零。1986～2010年间黑龙江省种植业总产值、种植业结构调整对粮农收入 增加贡献较大,贡献分别为3.059 1和2.291 6,粮食价格对粮农收入增加贡献为-4.315 6。     

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生猪养殖的影响研究基于“减排”和“增效”双重视角的考察

[目的]为检验环境规制在生猪养殖产业中是否实现了"减排"和"增效"的双赢。[方法]文章通过计量实证方法对2004—2017年中国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在样本考察期内,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均值依次为0.938、0.965和0.952,且3个规模生猪养殖环境效率在时间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在此期间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依次为1.6%、1.1%和1.7%,均实现了较快速度增长。在小规模和大规模生猪养殖中,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规模生猪养殖中,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产生影响。[结论]环境规制对生猪养殖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说明对生猪养殖而言,环境规制能够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但这种现象更多的存在于小规模和大规模生猪养殖中。对于环境效率一直处在较高水平的中规模生猪养殖而言,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没有影响。     

代际差异视角下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新一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流动人口管理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珠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构建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结果 （1）住房面积、社会保险、个人收入、对所在城市印象以及城市医疗影响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但是在不同生活满意度分位数水平下,影响因素存在差异;（2）在低生活满意度水平下,务工年限、个人收入显著地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而住房面积、社会保险及对所在城市的印象显著地影响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3）在高生活满意度水平下,社会保险、对所在城市印象显著地影响老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而务工年限显著地影响新一代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结论 新一代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在不同生活满意度分位数水平下,两代流动人口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制定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政策需要考虑代际差异,还需要考虑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差异。     

小农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融合研究以滇黔桂78个民族乡镇为例

[目的]为全面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市场失利、组织失能、科技失效和保障失助问题,通过调研获得1988—2017年滇黔桂地区78个民族乡镇的相关数据,分析探讨小农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和问题,为促进二者间的深度融合寻求对策措施。[方法]文章运用LASSO压缩回归,对原指标体系的70个变量进行精简,得到解释力更优的选模型;采用因子分析建模计算四大要素嵌入的得分;构建VAR模型以探究四大要素间的联动关系。[结果]实证分析表明,滇黔桂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四大要素嵌入间存有融合不够、互动不足、协调不力等问题。从VAR (1)模型来看,滞后一期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四大要素均能在当期有效提升某一要素的水平,因此,四大要素必须同步协调发展。从方差分解的贡献率来看,每一种要素对自身的贡献率最大,仍需依靠自身的内力推动四大要素间的协同发展。[结论]在实现现代要素与农户协作的"耦合"、组织效率与专业分工的"互促"、科研教育与政策需求的"协同"和行政引导与市场自觉的"内化"后,能有效促进系统的"嵌入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