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文章从乡村规划的角度出发,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为指导,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寻乡村规划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湖南省乡村阶段性规划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运用DEMATE方法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进行定性识别,并利用熵权法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影响因素系统进行定量评价。[结果](1)城镇化率对乡村规划的影响度最大,其在所有因素中影响度和被影响度均最大,其次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农业财政支出、规模农业经营。(2)结合中心度与原因度的分析对湖南省乡村规划重要影响因子进行识别,其中,城镇化率、农业财政支出、规模农业经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共5个因素为湖南省乡村规划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1)经济因素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乡村规划的主导因素,以休闲农业产值、规模农业经营和农业财政支出构成乡村规划实施的关键因素,提升经济效益对湖南省乡村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休闲农业产值、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受农业生产方式、城乡资源分配和产业融合的影响较大,充分掌握重要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湖南省乡村规划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3)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是湖南省乡村规划实施的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湖南省科技兴农、特色强农、质量强农、开放强农建设成为其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乡村规划实施的关键。     

甘肃省杂粮种业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策略探讨

[目的]甘肃省农业气候资源丰富,适宜种植的杂粮作物品种较多,但其杂粮种业发展存在诸多与现代农业不相适应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杂粮产业的发展,因此急需提出针对甘肃省特色杂粮种业发展的策略。[方法]文章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分析,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杂粮种业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甘肃省特色杂粮种业的发展策略。[结果]调研发现,甘肃省杂粮种子产值高达2亿元以上,其种子研发体系正在完善,商业化速度逐步加快,市场前景广阔。但仍存在杂粮种业缺乏长远规划,杂粮作物种子市场尚不健全,缺乏育繁推一体化的种子企业,种子信息网络及监管机制不健全;育种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品种布局不尽合理;杂粮作物品种保护意识不强,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充分发挥甘肃省自然气候生态特点,挖掘优势特色杂粮作物,整合资源,构建杂粮作物育种创新技术体系;建立健全杂粮种子质量监控体制机制;培育现代杂粮种业龙头企业和现代化销售网络等发展策略。[结论]甘肃杂粮作物种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时空格局演变与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方法]以京津冀城市群153个县区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对土地经济密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1)2006—2016年京津冀城市群县区和地市的土地经济密度及其发展速度在空间上均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随时间变化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Moran′s I指数由0.013 9上升至0.065 3,表明在空间上存在空间集聚状态,且随时间不断优化,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3)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显著区集中于北京、天津等经济优势区,并向四周梯度扩散;(4)人均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类因子对土地经济密度的解释力较大,且任意两因子交互后作用力优于单项因子作用力。[结论]可为京津冀城市群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差别化调控提供参考。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考察并分析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试图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为今后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发展与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为西北地区其他省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方法]以甘肃省在建的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规律,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最邻近指数R=0.71,表现为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指数Z=26.73,均匀度C=0.016,表现为非均衡集中分布;空间自相关分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核密度分析的集聚程度,将示范村空间分布划分为三大片区,共形成5个中心区, 1个次中心区。[结论]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区域分布呈现出非均衡集中型状态,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乡村旅游示范村密度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现出多中心发展格局。乡村旅游示范村的分布格局受地形地貌与水文等自然因素以及政策、人口与经济、客源市场与交通、文化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     

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湖北省县域乡村性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确立与主体功能区定位相协调的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政策,是促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方法]以湖北省县域为空间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划分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结果](1)2016年湖北省县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乡村性呈现出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分别占县域总数的25.29%、16.1%、10.71%和48.28%。(2)重点开发区的乡村类型以工业主导型和商旅服务型为主,乡村类型主要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带动,市场、资本推动力和农民的自主选择突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乡村类型均以农业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为主,不同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的农业自然和生产条件优越、农耕文化根植,农业政策扶植,乡村类型是由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类型受资源环境约束、经济基础及行政干预的推动。[结论]三大主体功能区下的乡村类型及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并提出不同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目的]为清晰识别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因素,以期为加强耕地生态保护、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提升农户耕种收益、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态耕种特征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和Probit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行为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农户生态耕种10种具体行为的采纳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施用有机肥采纳程度最高,生态农业模式采纳程度最低。农户采纳生态耕种整体水平不高,但仍具备进一步推广的潜力。家庭劳动力比重、生态耕种成本认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法规认知、生态耕种收益认知、生计分化和生态环境认知等解释变量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行为的主要内部因素,政府补贴、农田基础设施、生产交流程度、耕地质量变化和生态耕种信息获取难度等则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及基层管理部门应在推动农户非农就业生计、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完善政策扶持与管控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苹果种植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目的］分析苹果种植户经济效益的影响因素,研究适合苹果种植的农地规模,提高白水县果农苹果种植的经济效益,探索苹果产业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丰富以果蔬为主的集约型经济作物适度规模经营研究范围。［方法］采用实地调研法,对陕西省白水县230户苹果种植户进行问卷调查,从收益最大化角度,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苹果生产的投入产出进行经济分析,构建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白水县苹果种植的最适规模,分析苹果产量的影响因素,探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面积和果农参加技术培训对苹果产出的影响和贡献程度,并用钱克明等对农地的适度经营规模定义进行结果验证,最后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结果］经过分析,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有效种植面积、果农参加技术培训的次数对苹果的产出具有显著影响。以农户收益最大化模型测算的劳均经营规模面积在0363~0447hm2（544~670亩）的可视为适度规模,根据钱克明等的适度经营规模目标值的计算,其函数解为550,在适度规模范围之内。即户均农地适度经营规模0751~0966hm2（1127~1449亩）。目前白水县苹果生产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农资市场环境和劳动力投入方面仍然存在短板。［结论］建议扩大白水县户均苹果种植面积,提升土地经营效益,从而增加果农收入,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创新发展模式; 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促进苹果种植户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非农收入; 从法律上规范农村地区农资市场环境; 规范农户绿色生产经营行为,提高化肥的使用效率和开发新的高效肥料; 政府引导农地的适度规模集中,整合资源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的经营。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湖南省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目的］乡村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战略总要求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分析有利于完善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文章以湖南省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和Logistic回归模型法对乡村治理体系进行分析,探讨影响区域乡村治理体系的主要因素。［结果］被调查农户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60岁,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万元以上。进而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可知：社区生活组织、村规民约、农村养老服务设施、留守儿童之家、集中性治丧场所以及村务公开等6个变量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开展实施正向显著影响,而年龄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开展负向影响。［结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治理体系主要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分析影响湖南省乡村治理体系的因素,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参考意见,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治理功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及驱动因素影响评价

［目的］研究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以来山东省生态用地变化特点及驱动因素,评价各类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程度,为科学编制区域空间规划,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用地提供参考。［方法］文章构建了全省生态用地转移矩阵,归纳了影响生态因素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提出了驱动力指数计算方法,定量分析和比对了各驱动因素对生态用地的影响。［结果］2009—2017年生态用地共计转出2048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72%; 转入316万hm2,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072%。8年来全省生态用地净减少1732万hm2,占2009年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00%。生态用地的流向以耕地最多,向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流出次之,向设施农用地的流出也有较大面积。［结论］（1）在影响生态用地变化的六大驱动因素中,耕地开发和城镇村工矿占用的驱动力指数最高,非耕农业占用对生态用地的变化有一定影响。（2）六大因素中城镇村工矿占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力最强。     

后危机视野下福建省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后危机时代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变量,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话题。［方法］选取福建省县域经济的5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0—2015年福建省县域经济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1）总体上看,福建省经济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重心向福州、莆田地区转移,省内发展均质化与极化现象并存;（2）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主导省内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两者的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3）创新投入与金融零售业的变化主导了经济重心南北向的移动,其与各市县的经济基础和产业调整政策密切相关。［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福建省需根据市场特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地方经济政策应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