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研究目的：基于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现状,面向新时代要求,重新审视与厘清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理论认知、评价标准、影响机制和优化调控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土地集约利用的理论完善和实践创新提供支撑。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和推理演绎法。研究结果：（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在理论认知上应由“三个阶段”转向“三个时期”;（2）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评价标准应由静态指标转向动态耦合;（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应由封闭区域转向关联传导;（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优化调控策略应由极限集约转向最优集约。研究结论：进入新时代,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理论上可实现“不增地,多增效”甚至“地减量,效增加”,未来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存量和减量规划中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变化特征,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改革下新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问题。国家相关规程中的集约评价标准须结合区域发展阶段进行“匹配性”修正,政策制定要考虑区域间的“关联性”和“传导性”进行精准化设计,治理方案应按照最优集约度的“动态性”进行差异化调控。     

城镇化进程中水资源消耗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多项连乘和加总"及向量扩展形式的LMDI模型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居民消费-用水强度的分解框架,分析2003—2016年间水资源消耗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扩大和人口城镇化对用水量增长均为正向促进作用,且前者驱动力强于后者;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是拉动用水量增长的主导因素,而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消费率上升均有效抑制了水资源的消耗,且前者更为显著;用水量的下降主要得益于产业技术进步,生活用水量的增长主要源于生活强度效应。进一步指出未来应合理控制我国人口规模和人口流动,加速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注重强化产业技术创新,深挖农业节水潜力,提升居民消费率以实现既定经济规模下的相对节水。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产权稳定能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吗？——以广东省确权颁证与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证

土地产权趋于稳定将强化农户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进而激励农户改进农业生产行为,但这种激励具有情景依赖性：由于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和目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会因此而改进农业生产行为。采用2018年广东省“千村调研”数据,分析确权颁证对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虽然赋予农户实现农地价值的剩余权,但能否促进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还取决于农户自身的获益能力和收益本身的效用。如果农户缺乏实现农业生产超额利润的能力（低收入农户）,即使土地产权趋向稳定,也难以产生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动力;如果实现农地价值的最优方式是“他用”而非“自用”,即使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会带来农业生产超额利润,农户也不会积极采纳;如果农户具有实现农业超额利润的能力（高收入农户）和预期（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则确权颁证会促进其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农地确权颁证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促进有着情景依赖性,因而,在农地确权颁证的同时要完善农地流转制度,通过土地产权稳定和流转稳定的双重激励更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积极施行绿色生产行为。     

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状况分析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全国及各省40年来的粮食生产能力发展变化状况,提出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对策措施,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效支撑。研究方法:根据粮食生产的S型曲线,分4种类型分别对各省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粮食生产能力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其中有部分省属于粮食主产区,应引起高度重视;而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或较低的省区,粮食生产能力仍在不断增加。研究结论: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化是影响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最直接的因素,但耕地面积减少导致粮食的减少是刚性的;要稳定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可通过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进一步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保障等措施来实现。     

衡阳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近年来,衡阳市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规模和占地面积不断扩大,但城区片面扩展和城区土地低效利用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试图通过对衡阳市1996～2004年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情况的分析,揭示衡阳市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近50年湖北省耕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湖北省1952-2003年的统计和普查数据,分析了湖北省耕地数量动态变化及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耕地动态变化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近50年,湖北省耕地数量变化经历了一个由短期增长到持续减少的动态变化趋势,区域差异明显,其中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等构成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关于耕地数量与质量平衡的思考

应用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分析建立耕地的数量、质量占补平衡新机制的目标、措施和方法.结果表明:耕地基准面积应作为考核区域耕地数量、质量是否平衡的指标;依据不同等别的农用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即不同等别的农用地以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主要的可比性指标,确定农用地等别折算系数;建立耕地储备库,实行先补充、后使用的机制,耕地储备库按基准面积统计管理,建设用地项目补充耕地时必须先取得耕地储备库的指标;采用标准样地对比法评定建设占用耕地、土地开发复垦整理新增耕地等农用地宗地评估,可以弥补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工作比例尺过小、难以实地定界的不足.     

农地非农化的经济学分析

农地非农化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分析农地非农化实质的基础上,探讨了农地转用价格过低的原因,认为要充分考虑到农地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选择价值以及产权意义上的价值,把农地的正外部效应充分内化,修正扭曲的农地资源价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非农用地的数量.运用农地非农化土地一级市场的模型,认为存在农转非市场失灵,政府要在多目标决策的前提下进行干预,通过提高价格来降低农地市场供给曲线的弹性,从而起到控制农地非农化的数量.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开发区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关系到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开发区土地利用扩展程度和扩展方式.通过利用江苏省18个开发区调查资料,选取14个指标,构建开发区土地产出驱动力模型.从开发区的角度上来看,土地资源是开发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土地闲置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提高的首要限制性因素,开发区的区位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土地集约程度,也说明苏南地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高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在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