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空间工资差异研究--基于中国28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以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为研究的框架基础,按照传统经济学两区域两部门经济的分析思路构建理论模型进行规范分析,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以中国28个省（市、区）面板数据为数据依据,从而得出了影响中国四大区域之间（东、中、西和东北）实际工资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文本内容的若干评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作了许多建设性的超前谋划,但规划文本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范围、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共享等内容的表述上存在一些有待规范的问题。     

我国省域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借助空间相互作用重力模型,利用2009和2000年的市区总人口、GDP及公路运营里程等指标,综合测度全国全部287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省域空间经济联系。计算每个省域所辖中心城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并以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0、介于10—100、大于100三个区段按统一尺度标准,通过ArcGIS软件分别绘制出2009、2000年各省的经济联系空间分布格局图。综合对比发现,区域空间结构与其内部空间经济联系的强弱、联系网络的发育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随着空间经济联系由弱到强、联系网络由简单到复杂,区域空间结构也随之由极核式单中心结构向多核心、网络式、一体化方向发展;全国省区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全国主要城市群可以进行完美的空间拟合,反映出空间经济联系的强弱与紧密程度表征了城市群的演化阶段与发育状况,也说明城市群形成发展的内在机理是其空间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与深化。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偏集于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与环渤海三地区的三大城市群区域,并且这一不平衡的空间格局仍在持续发展。     

集群优势研究的问题

企业集群优势对集群的存在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提升都有重要影响。该文对集群优势的理论研究做了概括性的回顾和总结，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简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下构建理论、计量模型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可得性测度,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作用,且其有效空间作用范围为100公里;有效距离范围内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增,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不同分位点的技术溢出效应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经济增长分位数增加,有效空间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不断增强。     

集聚经济、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本文集中分析了聚集经济以及环境管制下的外商投资区位选择。通过在新经济地理模型框架下纳入环境管制因素考察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聚集经济情况下,“污染避难所”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成立,考虑到集聚经济,外商投资与环境管制关系则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换发展不是最佳选择,而需要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培育人力资本和本地FDI集聚效应以吸引更多外资进入。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作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主要区域,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长三角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     

城市集聚、金融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距的关系研究——以我国长三角城市圈为例

本文在KFV(Krugman-Fujita-Venables)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理清金融外部性对城市工资的影响机制,对城市间的工资差距进行解释,并采用我国长三角地级及以上城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城市集聚对城市工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集聚过程中,金融外部性对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影响显著,是影响城市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同时,城市工资差距与城市人力资本、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资及第三产业比重等因素有关。此外,研究还显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和城市集聚度不足,在未来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间差距或将成为继城乡差距后的又一个突出问题,这一点应引起警觉。     

区位、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

本文系统考察了我国技术创新活动的空间结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良好的知识基础、研究与开发投入和激烈竞争的市场结构组成的区位条件赋予了广东、浙江等少数几个省份技术创新活动的初始优势,具有区位锁定效应的规模报酬递增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技术创新活动在自我增强中成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在地理上的集聚,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我们对技术进步的源泉和技术创新活动地区分布的认识,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提高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促进地区间技术和经济活动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