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程序是从法律程序中引出的,撇开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来谈行政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未免失却根基。因此,本文从法律程序正当性谈起,界定行政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所在及其主要内容和判断标准。     

民主:一种法治的基本立场

法治在中国的建构与民主的进程具有同构性,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民主为法治提供了正当性论证,因而民主实乃一种法治的基本立场。法治的民主立场包括立法民主与司法民主两方面的具体内容,公共领域之议题则是对此种立场的拓展与落实,培育开放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对“法治中国”具有关键意义。     

论不当得利在澳门法中的构成及其法律后果

与许多私法制度一样，不当得利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并被称为condictio。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确认财产移转过程中获利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一旦财产之取得被确定为不当，受有损失之一方即获得返还请求权。     

从产品质量安全看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

作为产品使用者和直接受害者的消费者在产品质量博弈中的缺席是产品质量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应当在民法上确立普遍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根本上仍属于私法,其所具有的独特功能以及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进一步证明了其在民法上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物权法规则的空缺结构:认真对待实际物权

物权法规则存在着固有的空缺结构.依我国<物权法>第六条之规定,不动产的变更、取得均须登记始生效力.我国不动产登记主要采取形式审查,一般不涉及实质审查,这就可能造成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权利人和真正权利人不相符,以致实际物权和名义物权的对立.鉴于此,应设立一种制度:物权虽经登记,但经真正权利人证明登记的名义物权不具有正当性,则其应获得实际物权,名义物权人和实际物权人理应重归统一.应允许司法者运用合理司法裁量权以使实际物权人获得司法审查的最终救济路径,从而填补物权法规则的漏洞.     

边缘处的思考—从罗锦华案看记者暗访

作为一个揭露事实真相、报道社会现实的特殊群体,记者往往被冠以“社会之眼”的美称,以罗锦华案为例,记者通过暗访获得的证据对案件的认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显现出的公众对记者暗访、媒体监督的高度热情和极高评价（甚至称记者为发现腐败的“正义使者”）引发我们的深思：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理所当然的被期待能恰当寻找各种相互冲突利益问的平衡点,法律的正当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其选择的合理性。     

论特别窝藏犯的民事责任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窝藏犯承担有限连带责任。但是,要求特别窝藏犯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并不充分。补充责任不仅能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也明确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为终局责任人,有利于保护特别窝藏犯的正当利益。因此,特别窝赃犯承担补充责任较妥当。     

专利限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作为特定知识产品的产权形式,专利权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专利权制度无疑是以权利保护为核心的,只有充分和有效的保护才能使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专利权是一种独占性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专利权人可能会滥用其依法获得的独占权,从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分析

无罪推定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它的本质要求是对被追诉的公民,在依法被确定有罪之前是无罪的,国家只有在公民被法院确定有罪后才能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权利,其目的是防止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任意侵害。可是,强制措施偏偏是在公民被依法定罪之前以国家名义剥夺或者限制公民权利,这是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矛盾,如无矛盾,那么强制措施限制或剥夺公民权利的正当性在哪里？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确立的合同因素及其法律正当性限制分析

本文重点探讨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确立的作用，以及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限制的正当性问题。本文认为，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不仅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的创设行为，并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的形成路径，而且，它的内容也弥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的一般性规定。然而，由于中国土地所有权存在着二元结构，并呈现为非对称性，因此，在此种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必然存在不完整性。这种不完整性的实质则表现为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符合现代物权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当今中国也具有难以超越的现实基础。当然，在追求土地的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过程中，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的正当性限制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