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突围”路径

由世界经济衰退演绎的外部冲击,并由外部冲击引出的中国宏观政策基调大逆转。极可能导致浙江经济奇迹的“告一段落”。这里“告一段落’之说有两重涵义：一重可能会终结奇迹：另一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以此为判据,浙江经济奇迹、浙江模式都面临着调整。     

1月份波动区间1750-2000点

1月份A股市场所面临的内外部宏观环境继续趋于恶化,市场的忧虑将从宏观面转向上市公司的业绩。在1月份市场被动性估值回升压力增大的过程中,我们依然期待来自刺激消费与行业振兴两条主线的积极政策,并关注流动性改善预期下资金推动型行情未来的演变方向。     

新股急发快上能否吓坏大盘?

经济复苏,货币推动,近期A股以其彪悍作派攻城略地,一举突破3400点,让投资者充分感受了夏日资本市场的热情。这个夏天,充满精彩,却也有些无奈:供给冲击、估值忧虑、银根走向等等不确定因素仍在困扰行情发展。在忐忑与狂欢的交替中,市场调整如期而至,中国建筑的上市成     

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俄贸易的影响与对策

研究了金融危机背景下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影响,探讨了金融危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银行、企业、个人的影响,以及俄罗斯政策调整对我省贸易的影响,提出了完善我省对俄贸易工作的对策。     

基于共同冲击和异质风险叠加传导的风险传染研究——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网络的传染模拟

本文将银行系统遭遇外部共同冲击作为研究起点,建立了一个共同冲击和异质风险交互传导与放大的简化模型,冲击的传导包括“原始冲击”、“增量冲击”和“违约冲击”三个风险传染阶段。基于2018年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股票收益率和年报数据、2006年至2018年的银行评级数据,本文构建了贝叶斯分层图模型和银行间拆借矩阵,并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测度不同触发银行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损失、单个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杠杆能力(文中定义为“传染乘数”指标)以及政府监管介入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共同冲击损失远大于异质风险损失;规模和网络关联性是决定传染乘数的重要因素,且当规模因素不突出时,网络关联性对传染乘数的决定作用相对更强,极容易出现小规模、高关联性银行具有较高的传染乘数;当银行风险资产损失率在10%至25%之间时,造成系统性风险损失的杠杆能力普遍增强;政府监管介入能较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设计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     

财政分权、制度性冲击与房价演进动态

本文认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是促进中国房价上涨的重要制度性因素.首先,我们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获得了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其他一些因素后,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度提高能够显著的推高房价.同时,我们还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分权和居民房产偏好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分权作为一种制度性冲击是如何影响房价动态路径的,基于动态结构模型的反事实模拟显示,分权性制度冲击的强度和持久性是房价演进动态的重要决定因素.     

浅谈某冲击压实机在修复混凝土路面中的应用

旧水泥混凝土路面常用的修复方法有：面层直接加铺法、破碎灌浆法、破碎换板法等几种常用方法,但不同程度存在基板难以稳固或路基压实不彻底,承栽层软弱,造成新铺面层仍易损坏。并且因施工设备落后造成劳动强度大,施工作业速度缓慢、费用高、影响交通时间长等弊端,而冲击压实机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现简单介绍和分析冲击压实机的工作原理、压实效果和相应的施工工艺,以期在今后水泥混凝土路面的修复中,更有效地推广使用这种新型筑路机械和技术。     

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

本文利用来自中国跨越几个世纪的独特数据,研究了影响城市人力资本发展的三股力量:历史上的人力资本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研究发现,历史上的人力资本(以明清时期的进士数据衡量)为当代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搬迁的政策冲击也对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计划经济时代政策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更多流向了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城市间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又向历史上的人力资本空间分布逐渐收敛。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地理区位有关,离大港口较近的城市有着较好的历史继承下来的人力资本基础,又在经济开放条件下产生了较高的人力资本回报,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力资本的流入。本文研究展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发展足迹,揭示了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性以及与区位的关系。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物质流分析

210003本文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研究了1995—2002年中国经济系统的物质输入和输出等相关指标,发现经济系统的物质需求总量和物质输出总量巨大,自然环境的生态压力短期内无法得到缓解;人均物质需求量不高,物质生产力也很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出倒“U”型,最高点出现在人均收入700美元,然后进入下降通道;技术水平是影响物质需求总量变化的关键因素;出口能源中的煤炭存在巨大隐藏流是导致生态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