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信任、内生金融组织与农村反贫困金融机制创新

金融活动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贫困人口能够享受到所需的金融服务。我国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由于与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特征不匹配,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其反贫困的效果相对有限。而基于我国贫困地区村庄信用的内生农村金融组织能够适应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特质,在基层金融供给上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因此,建立规范的制度推动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健康发展,积极探索和建立农村内生金融组织与大型银行进行业务合作的有效模式,将成为未来农村反贫困金融机制创新的重要方面。     

新疆边境地区反贫困与边疆安全协调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贫困问题在中国的发生率高、发生面广，且在不同的地方导致贫困的原因不尽相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信息不便、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是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要想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真正发挥后发优势，首先要解决的是西部地区人口的生存问题，其次才能谈的上发展问题。所以在西部地区实行扶贫攻坚工作是西部各地区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城市反贫困主体的伦理思考

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一个共同的、重要的话题。从理论与实践上说,城市反贫困问题既是一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问题。但我们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得比较多,而且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对城市反贫困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而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却比较少,甚至可以说,比较系统的研究至今尚未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上升为一个重要的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的发生更多的是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体制转轨…     

从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创始人获奖引发的思考

穆罕默德.尤努斯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被授予诺奖蕴含着的深刻的价值判断:经济学者依靠小额信贷模式所推动的反贫困努力,对于建立一个发展与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贫困的进程中,重要的是给贫困者创造参与的机会,提供发展的权利,激发他们依据自身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内生出脱贫致富的持久动力。我国小额信贷模式不发达与其工作目标定位的偏差、政府对民间金融组织及其经营范围的限制、小额信贷机构自身能力不足有关。     

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研究综述——文献视角下2009-2011年

我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献普遍认为我国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贫困问题依然是我国贫困研究的重心所在。通过2009-2011年有关我国农村反贫困文献的梳理与总结,全面审视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以及新时期政策体制的构建等内容,试图探寻我国农村反贫困研究的发展轨迹。     

反城市贫困:基于财税政策的视角

城市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消除贫困已成为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性机构的主要任务。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贫困日益凸显,主要原因在于分配秩序混乱、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政府应立足于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增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消除社会排斥来选择有关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消除贫困的目标。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基金反贫困效应探析

一、现阶段城市贫困现象透析 （一）城市贫困问题凸现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5年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2003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1万亿人民币，人均经济总量超过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生态治理与牧区反贫困调查报告

苏尼特有旗位于内蒙古高原中部，是浑善达克沙地的源头，是我国直接面向京津地区、输沙量最大的风口之一，其生态状况直接影响京津地区。苏右旗总面积3946．4万亩，其中草地面积占98．23％；可利用草场3556.14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88．89％。该旗草原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草原。上世纪末，受严重干旱气候影响，     

我国反贫困的经济法制度设计

一、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 （一）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首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法律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将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和收益权赋予了农民，为家庭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推动力。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和维持，是在现有其它条件约束下“农民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体现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交易费用的降低更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制度的安排和实施，农业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较快地遏止和减少了农村的贫困现象。但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该制度设计的土地增产效应已经锐减，土地的生产潜力在该制度框架下已经达到边际最大值，几乎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然而，在目前国家相关制度束缚下，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制度选择，只能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手，同时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创新，来寻找更为有效的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模式。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需要将现有的政策性制度安排转化为法律性制度安排，依法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他们的预期，保证他们可以放心地增加投入以努力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至少要保持土地的现有产出水平。探索土地经营制度创新方面．可以考虑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赋予农民可以依法转让、设定担保的权利，改变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盘活存量土地的流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