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回顾与展望

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三者之间的一门综合性部门地理学（陈传康）,是研究人类旅行游览、休憩疗养、康乐消遣同地理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郭来喜）。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地理学家就对自然风景区的成因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张其昀（1934）的《浙江风景区之比较观》、任美锷（1940）的《自然风景与地质构造》。     

宋明儒学动物伦理四项基本原则之研究

万物一体是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在一体“不忍”之仁心的推致过程之中必然涉及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的问题。在面临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的困境下,儒者不得不“忍心”选择牺牲某些生命,“忍”与“不忍”背后牵涉到宋明儒动物伦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宋明儒“生杀得正”、“不可太生拣择”的对待动物的态度。从现代的语境重新审视这些原则,其中知性的缺憾与不戒杀的理据皆成了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的主体与方式方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的发展,需要我们对公共管理的主体、方法等基本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尤其要注意我国公共管理与西方公共管理的本质不同。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我国公共管理要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要立足中国国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体系。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共管理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总体上看,公共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人杰地灵 物古民淳——永安旅游文化小记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永安，其旅游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过两名探花，数百名进士，其中最著名的有宋代理学先驱陈瓘，明代《琴谱大全》的创作者、一代琴师杨表正，以及中国国内第一架飞机的制造者李宝焌等；二是内涵丰富，在这座县级市的一千多年历史里，衍生出了吉山抗战文化、贡川理学文化、安贞堡建筑文化、青水畲族文化、永安客家文化、青水开闽王闽越文化等，多姿多彩、有声有色。     

STI和DUI创新模式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关系分析

知识经济和学习经济是我们时代的背景,知识管理成为管理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在国家、区域、产业、企业还是个体层面,对于创新来说,知识都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学习成为重要的过程.     

理学开宗鼻祖李觏和资溪文化旅游开发

针对理学开宗鼻祖李觏故里资溪在在旅游发展上景点级别不高、客源市场覆盖面狭窄、旅游设施建设滞后、竞争力不足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建议李觏理学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要从市场开发、产品开发、景区建设等方面精心规划，出台一系列战略措施，进行重点开发，从而有效地推进资溪的文化旅游开发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华南古村落系列之二十六：南村

在南村4000余人口中,90％属周姓,村人自称祖上于宋代年间自湖南迁来。南村“周氏大宗祠”的大门有一副对联,曰: “遂承恩泽先师濂溪开千秋理学／禄惠周宣上祖茂叔说一篇爱莲”,此联表明南村周氏乃认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公元1017 至1073年)为先祖——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学堂讲学,世称濂澳先生, 著有名篇《爱莲说》,其中“出污泥而不染”更成千古佳句。     

城市近郊地热温泉的旅游地理学意义——对河北藁城现象的思考

温泉业界的实践引发了一些关于旅游地理学的思考。传统的旅游地理学在大尺度上主要以人的水平移动及位于区位上的地面存在为基础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然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着旅游地理环境,以旅游为目的的温泉开发热潮,让我们不仅关注温泉水的水平移动,也开始意识到一个垂直轴上的现象——地热从地下被搬到地面而成为温泉。通过藁城地热温泉建设实例,可对旅游资源的形成、景观建设、具有遗产保护意义的开发方位寻找、面向空港城市的市场开发和旅游扶贫等方面,进行具有旅游地理学意义的学术探讨。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质的概念及情景,如垂直技术、利用先在构建景观、反遗产方向、空港城市客源开拓等。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贡献

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师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展望未来世界哲学等思想.     

从理学到审美习俗：论宋代服饰的流行时尚

理学是宋代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体系,同时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也彰显出宋人独特的审美观。从南宋服饰的时尚消费现象入手,探讨理学从学术思想到审美习俗之间距离,进而说明理学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并不像某些学者想像中的那么严重,过分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服饰自身的发展规律会妨碍我们对服饰文化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