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结构与企业福利制度

企业员工福利是社会保障中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保障,对员工的福利保障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在一个较成熟的保险市场上,它占有相当的份额。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对员工福利计划有较大的关注和参与,它是通过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机制运营的。企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证。     

对福利消费倾向的思考

福利这一物质刺激的代名词,曾有一段使人心有余悸的历史。它在经受了20几年的冷落之后,却伴随着改革开放,重新在中国“走红”,而且逐步形成了一股难以遏止的“福利热”。“福利热”究竟给改革注入了什么?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思考之一:由于长期左的失误,福利消费几乎沦为“禁区”,改革开放的春风恢复了福利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使其在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推进四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福利消费作为对劳动成果的分     

“畜道主义”垒就的技术壁垒

按以往常识而言，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由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优势所构筑的高标准技术壁垒。对这种壁垒，我们惟有大大提高企业乃至全民族科技实力，方可逾越；另一类是指一些国家在某一方面并无明显优势，但为保护本国产业而挖空心思罗列种种苛刻技术要求，使对方出口受阻。这种壁垒虽难于对付，但也非无懈可击。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与国有企业退出

经验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 ,就成为给工人阶级提供“福利保障”和“终身雇用”就业关系的工具或载体。随后 ,“终身雇用”演变成“铁饭碗”劳动就业体制。在“铁饭碗”体制中 ,工人可以凭借“铁饭碗”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使谋求“非常福利”的意识既有产生基础 ,又有存在空间。实践证明 ,国有企业的“非常福利”行为既阻碍国有资本寻利 ,又侵害国有资本本身 ,并构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反馈机制”。而随着经济转型、非国有经济发展和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国有企业 (职工 )谋取“非常福利”的行为倾向也越来越受限制 ,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合法代表 ,其理性选择是行使退出权 ,职工对促使国有企业退出也较为积极。但在现实条件下 ,国有企业退出至少有三个基本约束 ,一是“非常福利”的正反馈机制 ,二是业已形成的“分享格局” ,三是持续的就业压力。三个基本约束决定了国有企业采取“内部置换型”路径退出较为切实可行。     

日本人为何对转基因不放心？

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陆地面积只有377880平方公里,全国耕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3%,可人口却有约1.3亿,加之资源贫乏,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每年要从美国、加拿大进口大量谷物和大豆作饲料或加工成食品.而美国和加拿大是转基因作物大国,并且转基因与非转基因作物没有分开贮运,日本进口食物和饲料中含有转基因成分无疑越来越大.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生物技术的宣传,同时也加强对转基因生物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管理,并对某些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标识制度.     

能力与待遇

主人将货物分成两份，平均分给驴和骡。驴看到自己背的东西和骡一样多，便很气愤地说：“人们给骡的食物比我多一倍，却让我和它驮负一样重的货物。”走了一段路以后，主人看到驴支持不住了，就把其身上的货物移过去一部分给骡，又走了一段路后，又把货物移过一部分。最后驴身上空无一物。这时骡瞪着驴说：“你现在还认为我不该多吃一倍的食物吗？”     

财富大家

财富的增长是社会进步和民众福利改善的基础：自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人类存在以来，地球上的资源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在随着人们的不断开采而相应减少，但我们所拥有的财富在不断增加．这使得这个星球不仅养活得起越来越多的人口．而且今天的人们可以享有古人不曾享有的消费品和生活方便。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统计，在过去的1000年中，全世界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提高了1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