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测度——1999～2009年

2007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深痛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员,也无可避免的受到波及,同时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业、银行体系的稳定。在此背景下,文章在借鉴总结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上,选取了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及银行财务指标,总共11个指标变量对我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程度进行了测度,以此判断我国银行体系的现状,为预防发生银行危机提供依据。     

大凌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空间变化特征研究

以大凌河流域为例,从自然与人为因素的角度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对各参评因子权重利用AHP法求解,并应用不同分类法借助GIS软件综合评价流域生态脆弱性.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脆弱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从下游至上游其脆弱性逐步增强,为减轻流域生态脆弱程度,要对脆弱区因地制宜地实施保护和治理措施.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浅析

目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着严重的金融脆弱性,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大量的不良贷款。为了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不良信贷问题并寻求相应的解决策略,本文从不良贷款的认定入手,介绍不良贷款问题的现状,进而分析不良贷款产生的原因,最后,针对其成因建设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政策将何去何从？

新冠肺炎疫情前,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结构等四大因素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了供给充裕,降低了世界通货膨胀率,从而为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而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警示我们,供给已不再充裕,供给的脆弱性和通货膨胀对供给约束的敏感性也不容忽视。当前,许多抑制通货膨胀的总供给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而一些不利于供给增长的因素也正在出现和发展,此轮世界性通货膨胀压力可能更加持久。因此,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依赖需求管理工具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各国需要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应该以增加供给为重点,在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基于熵值法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评价

文章运用一种较为直观的客观赋权评价方法——熵值法,对我国银行体系1980—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样本期间各年份的脆弱性进行排序,消除了其他主观评价法带来的偏差,从而为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监管决策提供一定的有益参考。     

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来自宁夏的实证分析

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这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最大制约瓶颈。以宁夏为例,构建熵值TOPSIS与耦合协调度等模型,结合贫困性分析,从时空视角探讨了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时序看,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下降趋势,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历经了中度耦合协调贫困滞后、高度耦合协调同步发展2种阶段和4种发展类型。从空间分布看,宁夏北部川区至南部山区的农户居住环境脆弱性与其贫困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亦从协调发展型向过度调和型转变。这意味着新时期的脱贫成果巩固拓展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目的]基于脆弱性研究框架,通过对西北地区典型城镇居民生计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提升城镇居民生计水平,促进城镇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西北地区6个小城镇中708户居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脆弱性评估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和障碍度模型,对2016年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评估,并对影响居民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小城镇居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纯农型居民最高,农业主导型居民次之,继而为非农主导型居民,非农型居民最低。整体上,生计脆弱性越高的居民类型,其暴露—敏感性就会越高而应对能力相对较低。[结论]人均收入对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每667m~2平均经济产值是限制纯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和非农就业比重对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有较显著的影响。     

西藏贫困的脆弱性和多维性*——以昌都、日喀则为例

［目的］贫困是伴随人类发展社会进程所出现的世界性问题,农村贫困更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定量评估农村贫困的多维性和脆弱性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贫困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能为制定针对性的扶贫对策提供有力支持。［方法］以西藏典型贫困区昌都和日喀则为例,采用入户调查方法获取一手研究数据,对贫困户多维性和脆弱性进行定量测度和评价。［结果］研究区贫困类型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本缺乏型、基础设施缺乏型、金融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兼缺型、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缺乏型、生计途径缺乏型; 研究样本脆弱性指数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23,平均值为036,不同家庭结构和生计策略下贫困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不同家庭结构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家庭收支和贷款,不同生计策略下影响贫困脆弱性的最显著因素是生计多样性、抚养比、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支; 样本户由单一维度引起的贫困现象较少,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多维贫困,生计策略以多样型生计策略为主。［结论］研究结论对理解西藏典型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及其精准脱贫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