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律师调查取证难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顺利行使,是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础。作为辩护律师.只要充分认识到调查取证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就一定能正确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     

论审判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行使和保障

刑事审判阶段,律师刑事辩护权的行使情况令人堪忧,其背后是立法上辩护权权利属性异位、律师辩护权法律地位不明确及控辩审三方法律关系的弊病。对此,应当以构建合理的刑事诉讼结构为中心,既要消除律师辩护权行使的"跛足"现象,又要从整体上修复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关系。     

论律师帮助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状况

犯罪嫌疑人由于其违法行为在侦查程序中面对国家公权力的追诉,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应该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往往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聘请到律师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获得了律师帮助权.要想获得帮助权要将律师帮助权包含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否则当事人在侦查程序中就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     

试述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权利及其保障措施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常常被忽视 ,本文重申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法 ,以期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促进司法公正作些工作。     

刑事律师何去何从

刑事律师肩负着捍卫人权和自由的重要使命,律师职业的发达程度无不与辩护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本文从当事人主义的辩护权入手探讨刑事律师的应然身份以及辩护权的实现问题。     

论刑事审判中控、辩、审权力(利)配置的优化

刑事诉讼有三项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和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职责、具有的作用和功能.这三项基本职能分别对应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是相关主体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也只有三项权能的充分行使才能完成诉讼活动,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保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不同诉讼构造下,控、辩、审权力(利)分配的表现不同.具体到审判程序中,如何合理配置控、辩、审三项权力(利),以能够高效正确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一直以来都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律师辩护全覆盖”背景下限制自行辩护权问题研究——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启示

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并不是绝对的,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中表明了基于公正审判的需要,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做出限制的立场。限制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应有相关且充分的理由,需考察案件具体情况以及成员国国内辩护环境。被追诉人自行辩护的,应当保障被追诉人发表辩护意见的自由;律师辩护的,应当为被追诉人保留充分的自主辩护空间。在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开展中,应对被追诉人自行辩护权进行合理限制。法院履行通知辩护义务应以公正审判利益为决定性因素、以被追诉人个人意愿为重要参考因素,并确保被追诉人选择自行辩护的自愿性和明确性。即使被追诉人要求自行辩护,也应以有律师辩护为原则,以被追诉人自行辩护为例外。     

为高官辩护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案、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案、中石油原总经理陈同海案……在这些高官贪腐案背后,都站着一位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他们要么受家属委托,要么受法律援助指派。他们为高官辩护,除了给他们带来许多同行无法企及的名气外,也让他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到中国的司法现实。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也有着多数律师难以想象的烦恼",很多大案想拒绝但拒绝不了"。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他们受人瞩目,也备受争议。作为刘志军的辩护律师,接这个案子的时候,钱列阳说,自己已经料到,今年会是他的挨骂年。业内,围绕律师的职业伦理,已经分化为挺钱和骂钱两种声音。骂钱的同行质疑,钱列阳没有真正地辩护,而是配合一个被"操纵"了的案子在表演;挺钱的声音则认为,在当下的司法环境里,他作为辩护人已经尽力。网络上,刘志军案判决结果出来当天,钱列阳在微博上收到网友这样的提问:您被称作御用大律师,您怎么看待为坏人辩护,怎么看待御用这个问题呢?他用5个字做了回答:历史的(地)看待。     

法院变更起诉罪名问题研究

我国对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讨论由来已久，实践中法院变更罪名的做法是司空见惯。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我国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使这一做法缺乏说服力。同时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善，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实务部门难于操作，各行其是。因此，为了维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和程序的公正，本文拟从理论和制度两个方面对这一变更权进行限制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