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以第91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第2句规定确立了特定情形下损失情况的证明责任由原告转移给被告的规则,但本条规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妨碍规则。第91号指导性案例以及相关判例所确立的审查模式和审查要素,尽管对实定法规范有所突破,但均应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以证明协力义务为启示,可将行政侵权行为划分为形成性行政侵权和事实性行政侵权。本款规定适用于形成性行政侵权,而在事实性行政侵权情形下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没有意义。适用本款规定的基本逻辑为： 第一,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而导致原告对相关损失情况无法举证,即构成“被告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被告承担;第二,若原告无法举证的结果有原告自身的原因,则不构成“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证明责任仍由原告承担;第三,原告承担损失情况的主张责任,且法官可依职权降低原告的证明难度。此外,法官酌定的适用须以保护受害人权益为前提,且遵循有利于原告的酌定原则。     

A dynamic game for fiscal federalism with non-local externalities

We address the questions of the patterns and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intervention in a dynamic game model between public agencies in charge of a non-local externality. We give two examples: pollution spreading between water basins (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non-uniform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lite and from the mass to a cultural background (positive externality). We define two extreme cases, depending on whether or not the receiving end of the externality balances the transmitting end. When both balance, the reactivity of the agency structure is strong and the need for redistribution between them is weak. When they do not balance, the externality is more markedly non-local and redistribution is required to balance the fiscal burden (or product) from pigouvian instruments among all beneficiaries. We show that, with a static rule of redistribution that allows them to compute transfers between them as a function of their own strategies, the decentralized agencies' reactivity is somewhat slowed, but they still react faster and more efficiently than a static central agency.     

逻辑与进路： 行政审批下放制度如何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与法治化

摘要下放是当前行政审批改革理论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课题,而深圳的制度实践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行政审批下放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其内在本质是授权与委托,背后运行的制度逻辑是实现地方的有效治理。下放过程中承接机关缺乏主体资格,需要通过规章授权和修改法律、法规进行合法性补强;事项范围和层级的混乱,亟待合比例地统一标准和条件;正当程序的缺失,则要通过内部程序、公众与专家的有效参与以及完整的信息公开等程序设计予以填补。行政审批下放要求确保承接单位具备实施条件,监管的重点是确定下放审批机关和现实施审批机关为监管主体,标准化的评价模式主要围绕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构建。这一切都旨在促进行政审批下放的合法、高效与便民     

为服务性权威观辩护： 三个批评及其回应

权威能否正当化是法律政治哲学中既经典又前沿的问题,它可以简单概括为： 服从权威意志能否得到道德上的辩护。约瑟夫·拉兹提出的“服务性权威观”对此贡献卓著,同时也饱受争议与批评,亟须澄清和回应。“服务性权威观”的核心理念是： 在遵从正确理由比个人自治更重要的条件下,如果服从权威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遵从理由,那么权威就具备正当性。有关的批评理论主要有制度性权威观、责任性权威观和程序性权威观,但是制度性权威观错误地将权威的本质视为制度性的,责任性权威观难以在责任与权威两者之间建立概念联系,而程序性权威观主张民主程序具备内在价值并不成立,民主只具备工具价值。因此,以上三种竞争性理论均未成功,服务性权威观仍旧得以捍卫。且经由这些交锋和反思,反而揭示了服务性权威观解释力的整体性与灵活性。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研究

本文着重阐述了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并从重要性认识不足、产权意识淡薄、法规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最后,重点指出了加强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对策。     

重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反思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出现了新的特点,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监督作为一种强力手段介入了宏观调控。这种调控方式虽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掩盖了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因此不具有持久性。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提出了重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政策建议。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研究

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自身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有着特殊的偏好,并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强化上市公司股权融资行为的管理,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思想,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高校高学历专职行政人员职业倦怠原因与对策

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高校高学历专职行政人员,往往容易产生严重的职业倦怠情绪,究其原因在于行政工作特点本身难以对行政人员构成有效的激励;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业社会地位不利于调动其工作积极性;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影响了对行政管理人员的激励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人尽其才,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建立客观而公平的评估体系,创造有助于发挥潜能的培训机会及实行柔性管理等激励机制,以转变其职业倦怠的消极情绪,促进高校行政工作的高效运作。     

事业单位财务支出要立章有序

事业单位的财务支出是管理工作的核心,合理地控制支出必须依据会计法规做好预算,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务列支中应遵循“先发工资、保障运转、实施奖金、促进发展”,即“一工资、二运转、三奖金、四发展”的主次先后有序的排列,这是合理而便于操作的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