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次综合择优决策模型及应用

本文在对“模糊决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给出了多层次综合择优决策数学模型。首先提出了“效果值”的概念,解决了模糊排序中的一个难题,从而使决策结果择优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该模型可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诸领域.     

联合确定基数合约:对魏茨曼模型的一个改进

本文针对国内外委托代理理论主要局限于理论分析层面而实用性不强的特点,在概要评论有关利润基数确定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一家公司委托代理实际案例的研究,提出了旨在能够解决实际委托代理关系的"联合确定基数法"。文章分析了联合确定基数法与棘轮效应模型的区别和联系,以数学方法论证了联合确定基数法的若干命题,描述了公司利润基数确定的利益诱导机制,并对比分析了联合确定基数法与西方教科书中的"激励设计模型"。本文试图以联合确定基数法为核心内容的一次性动态模型,代替蕴含着讨价还价过程的多次性动态模型。     

技术创新、金融市场泡沫与金融制度的适应性效率

金融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泡沫。严重的泡沫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政府对金融市场泡沫的不同干预方式又会将金融市场锁定在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政府的角色十分关键,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良好执法来建立竞争性市场秩序,并降低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创新的阻挠;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所导致的对投资者权力的破坏。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将泡沫效应转化为推动金融市场创新的原动力。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及结构效应分析——基于1996-2010的制造业行业数据

基于三要素的成本函数,本文利用1996—2010年20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以能源、交通以及邮电通讯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对产业部门的要素投入数量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共基本设施投入不仅具有降低行业平均成本的作用,而且对行业成本结构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劳动投入,要素投入更加向资本和中间品倾斜。     

中国权证上市日和到期日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年6月30日之前到期的18只权证为研究对象，以权证所对应的正股价格日收益率、交易量日增长率、日超常收益率比和日超常交易量比等为考察指标，对我国权证的上市日效应和到期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5％显著性水平上，以一天为时间间隔，我国权证的上市日效应和到期日效应均不显著。     

全面减免东盟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影响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Chingem模型是一个中国静态CGE模型.本文在Chingem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2010年中国全面减免东盟原六国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产业的长期影响.在原模型的基础上,改进了宏观闭合条件.将原来作为剩余量处理的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联系起来,使经济增长会作用到居民消费,使模拟结果更加符合实际.研究表明全面减免对东盟的关税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减少了经济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促进了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但农业和制造业的一些部门会受到负面影响;制造业的就业会下降,服务业和农业的就业会上升.     

港澳台商投资广东制造业的集聚效应及其对区域竞争力影响

本文根据产业集群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和突变理论的基本原理,采用突变级数法、弹性方法,以及回归分析方法,对港澳台商投资广东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及其整体的集群效应进行定量研究,并找出两个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制造业集群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的内在数量关系。     

领导行为的马太效应：领导组织化身的调节作用

文章就组织行为领域领导行为的马太效应及领导组织化身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具体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510名企事业单位员工为样本,探讨了领导行为的马太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正性领导）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积极效应,辱虐领导（负性领导）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消极效应,两类领导行为均通过情感组织承诺的中介效应对工作绩效产生影响;同时,领导组织化身（SOE）在两类领导行为与情感组织承诺之间起着显著调节作用,使得领导行为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凸显和放大。这表明了在管理实践中领导行为具有特殊重要性,应注意汲取其有益影响、克服其负面效应,并充分利用员工领导组织化身认知的调节作用大力提升领导行为的有效性。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正负效应分析

劳动力作为生产的重--素投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古典贸易理论,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了我国对外贸易依靠国内大量存在的廉价劳动力的长期繁荣发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日益显著,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通过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及其负面效应、正面效应的分析,认为我国应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效应探索

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不断变化。目前，经济金融全球化导致的国际经济金融关系的深刻变化，已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成为国际经济协作的主旋律。但是，由于各国对协调时机、协调方式把握的不一，协调机制并不十分完善，加之金融监管国际协作本身存在诸多的障碍，使这种协作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金融全球化对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综合监管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了解并进一步认识金融监管国际协作的历程，有助于借助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加强与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协作，促进中国金融业的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