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长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通过分析福建与长崎区域交流与合作历史、区域经济现状、积极作用。提出加强福建长崎经济合作可以通过加强高层交往，推进农业、服务业、海洋经济等合作，共促两地经济发展，造福两地人民。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刍议经济类稿件中数学方法应用的泛化与模式固化倾向——兼评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流弊

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研究领域,是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但它在经济研究中终究是手段、工具、方法,不能替代规范性研究的主体地位.一个时期以来,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之风颇为盛行,且为文结构模式大有固化、八股化之势.这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数学形式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对此应正视之,警惕之.     

合作主义:中国福利制度框架的重构

合作主义 (corporatism)或称三方伙伴合作的程度在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与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相生相伴 ,相互依存 ,成为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 ;它是现代文明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结构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使之充分体现着我们价值观的追求 ,利用“后发国家”的优势和我国独特的政治优势 ,以避免当代西方福利国家中出现的问题 ;我国在进行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不能忽略福利制度的转型 ,我国新工会法的颁布客观上为树立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法律框架的第一个支柱打下了桩基     

经济全球化中企业生产方式的转换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日本两个"世界工厂"的生产方式,阐述了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定制的异同与优劣势,提出了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定制转变的思路。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和劣势,为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工厂"的进程中选择适合自身的生产方式,实现企业的再发展提供一些思路。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把中国的经济转轨、增长与工业化联系起来是本文的一个尝试。作者认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近年来越来越表现出静态的特征 ,至今尚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 ,而中国在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的转轨过程则又典型地表现为以新兴工业部门的进入和扩张为特征的持续的工业化过程。本文给出了一个帮助理解转轨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概念框架和经验描述。在这个框架里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 1 0年来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可以由过度的工业化进程来解释。     

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和区域分析证据

本文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 ,与中国经济的特定发展模式联系起来 ,从中得出两项分析结果。一是在产业发展层面 ,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 ,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二是在区域发展层面 ,以进口替代加资本深化为特征的“上海模式” ,在促进地区和全国经济发展方面 ,确实优于以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广东模式” ,只是前一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可持续性问题     

我国能源强度的最优规模实证研究

我国能源现状与经济增长的高能源依赖性表明．经济增长需要最优能源强度。最优能源强度及其存在性，可通过实证得出，实际能源强度与最优值的差距也可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实际能源强度高于最优值，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最终会实现能源强度最优规模。     

对经济法理论创新的思考

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对经济法理论研究提出了如何应对未来社会经济重大战略的课题,对其进行研究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任务。文章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就新形势下如何对经济法理论创新提出相关见解。     

揭示"制度与增长关系之谜"的一个研究视角——基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4)

本文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是直接推动经济体制转型深化的内在动力,而经济转型虽然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的影响作用,但这种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在制度与增长二者关系中,制度虽然是影响增长的长期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却不是决定性的;而恰恰相反,增长对制度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说明制度创新在增长的大背景中更易达到,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