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李克强总理详解加入RCEP对我国的机遇和挑战

2020年11月15日,李克强等15国领导人通过视频共同见证了东盟十国与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RCEP.经过8年艰辛努力,RCEP历经19次部长级会议,28轮正式谈判,李克强等15国领导人4次磋商,最终达成这一协定. "必须充分认识,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我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中日新渔业协定六月生效东海渔业生产需尽早调整

<正> 3月23日上午农业部举行的“《中日渔业协定》生效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中国农业部部长陈耀邦与日本国农林水产大臣玉泽德一郎签署的会议纪要,新《中日渔业协定》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生效。根据该协定的规定,1975年8月15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渔业协定》自新协定生效之日起失效。 新《中日渔业协定》是两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对渔业做出的一种过渡性安排。原则上将各自管辖水域从两国领海扩大到专属经济区,确定了在     

中韩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以比较优势与产业间贸易为准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贸易量逐渐增多。对于韩国来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了韩国的第一贸易伙伴。同样对于中国来说,韩国也是其在政治、文化与经济上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中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签订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农产品领域协商使中韩不能共识。本论文采用RCA、IIT模型来分析两国农产贸易的现状与性质,通过对中韩统计数据（UNcomtrade,08年至12年）的分析来了解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HS3、HS5、HS7、HSl3、HSl4、HSl6与HS20的RCA指数大于2．5,这7种商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韩国HS3、HS5、HS7、HSl7、HSl9、HS21与HS24的RcA指数大干1．25,HS3、HS21与HS24~RCA指数大于2．5R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24个Hs编码中,中国有14个Hs编码的lit指数超过0．5,韩国有9个Hs编码的IIT指数超过0．5。韩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上互补性较强,且主要集中于农产品的进口。韩国农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3．9倍。韩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08年至12年整个农产品贸易逆差额为81,666,202千美元）。本文试图通过对中韩农产品贸易现状的分析来帮助了解当前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     

澳大利亚-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前景及隐患

澳大利亚和日本两国政府正在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该研究建议两国间开始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项研究已进展到最后阶段。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原因是日本国内对高度受保护的农业部门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2002年,当澳大利亚首次提出与日本签     

绿色发展与治理转型的“波特假说之谜”——基于碳风险下企业降杠杆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能否发挥绿色发展的导向作用,有效引导企业治理转型升级?已有研究发现,碳排放收紧引致较高的碳风险会抑制利息税盾的使用,降低财务杠杆,这与经典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引导企业向资本市场开拓,从而增加财务杠杆的观点并不一致,被称之为绿色发展与治理转型的"波特假说之谜"。本文以2016年我国签署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为背景,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风险对企业财务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密集型企业在该协定签署后显著降低了财务杠杆,且财务困境风险是影响碳风险降杠杆效应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国有企业和融资约束水平较高的公司,上述效应更加显著;同时,碳排放收紧情境下碳风险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债务期限结构、企业投资,并抑制"短贷长投"现象。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为应对绿色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应主动寻求治理转型,通过降杠杆来保障可持续发展。本文不仅丰富了环境规制与资本结构的相关研究,还为深化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澳大利亚投资环境分析

2015年6月17日中国人民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达成一致,正式签署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贸易和投资规模继续扩大,进一步促进了双方资金、资源流动和人员往来,推动两国经济持久和深远发展,因此本篇文章使用PEST分析方法对澳大利亚的宏观投资环境进行分析。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面临的WTO补贴风险及防范

在逆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频繁受到以《SCM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为主的WTO规则约束。同时囿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存在的经营策略及WTO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极易引发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以及反补贴调查等WTO补贴风险。鉴于此,通过剖析WTO规制体系中相关规则,提出在防范各类补贴风险时,要根据其背后引发原因,从政府和中信保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