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对策

2002年中国汽车工业面对加入WTO后的冲击，发展迅速。但是，中国汽车工业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一个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在加入W凹后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中国汽车工业逐步从制造、研究开发、销售服务、汽车信贷等方面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通过使自身全面融入世界汽车工业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将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并且逐步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主要制造基地之一。就长远来看，中国汽车工业也必将获得自主开发的能力，并且逐步提高其在世界汽车工业体系中的地位。     

汽车经销商授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汽车经销商授信业务是目前商业银行利润新的增长点,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由于我国的汽车经销商授信业务还处于起步阶段,风险防范经验不足,如何防范、控制授信风险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     

基于钻石模型对合肥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分析

近年来国内汽车产业呈现向地域集中的趋势,一批汽车产业集群相继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某一地域的汽车产业集群竞争力,成为指导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的前提。本文运用钻石模型对合肥市汽车产业集群进行分析,全面系统的阐述了集群的六要素表现情况,然后提出解决策略。     

我国汽车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现状、趋势及对策分析

服务化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趋势之一,也是制造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制造业在近年来也开始踏上服务化的征程。在分析汽车制造业服务化成因的基础上,采用投入产出法,选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投入产出表数据,从投入服务化的角度,计算了汽车制造业零部件、物流和研发三方面的服务化投入,分析了我国汽车制造业服务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与国外汽车制造业服务化现状进行了对比。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汽车制造业与国际先进汽车制造业之间服务化水平的差距,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建议。     

汽车产业模块化进程及制造模式的战略选择

模块化技术在汽车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将会引起产业分工、制造模式发生深刻的变革,对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结构,直至企业发展战略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模块化技术在信息产业成功的应用,以及对汽车产业发展的实践分析认为,模块化生产是必然的趋势,这对于后发展的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来说,是一个有利的战略机遇。     

匹配式管理模式在汽车城规划建设中的探索与应用

针对两江国际汽车城规划建设中招商引资困难的问题,结合两江国际汽车城的实际情况、资源条件以及发展趋势,设计了匹配式管理模式.在阐述匹配式管理模式内涵基础上,对匹配式管理体系的组成要素、框架结构、匹配关系等进行了分析,并对该管理模式在实际中的应用效果及推广意义进行了总结.     

汽车类院校一体化教师培养模式的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社会及企业要求学校毕业生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要有很强的实际操作能力。新的人才需求要求有新的教学模式——"专业基础理论与技能实践一体化"教学模式,要成功地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建设一支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实习操作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实施一体化教学的关键。本文就汽车类院校一体化教师培养模式进行探索。     

《汽车理论》课程案例实施的途径及效果分析

《汽车理论》课程的实践应用性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案例教学。在本文的讨论中,分析了现阶段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探讨了案例教学实施的有效途径。结果显示,在该课程实施案例教学后,学生成绩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该课程的实际教学价值得到了有效提升。     

Strategic policy revisited: The origins of mass production in the motor industry of Argentina,Korea and Spain, 1945–87

During the postwar ‘golden age’ of economic growth, Argentina, Korea and Spai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otor industries by restricting imports, licensing investment, imposing a high level of local sourcing for parts, and supporting their own national champions. These strategic policies took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chieving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output, and creating dynamic competitive advantage. Sudden liberalisation or the high volatility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could jeopardise the process of structural change. Gradual evolution of policy-making and the cumulative learning of capabilities by the national champions were crucial for long-term success. The present research supports both List's classical defence of protection for infant industries in medium–large economies and more recent claims in favour of strategic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