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对法院司法统计的积极功效及边界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应用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和服务平台以后,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完全实现计算机自动采集。从发展脉络来看法院司法统计正处于智能化转型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随着大数据及新技术的引入,司法统计“大数据”得以成为现实,包括了数据采集的全面化、统计分析的综合化、统计平台的社会化,进而提出了大数据助力司法统计精准化的具体路径,包括了提高基础数据的量与质、加强对司法统计数据的深度分析和可视化分析、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然而,二者并不具有正相关性。因此,推进司法统计大数据化需要注意有两个限度。     

简论司法舆情和司法独立的平衡--药家鑫案的制度反思

社会舆论对司法活动给予了充分关注。在监督司法活动的同时，社会舆论也对司法独立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借鉴美国谢泼德案件意义的基础上，着力探讨缓解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造成冲击的途径和方法。     

论羁押制度之改革

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羁押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本文试通过对我国羁押制度缺陷的分析,从刑事诉讼理念上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议在我国羁押制度的改革中实现对羁押的司法审查及逮捕与羁押的分离等,以期完善我国的羁押制度。     

司法审查权与法律监督权之良性互动——基于构建我国刑事预审程序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刑事预审程序。刑事预审程序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并不统一,但其价值内核客观存在。在我国构建刑事预审程序的关键是实现检审机关的理性制约与良性互动。     

户口迁移类行政案件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以上海市虹口区法院2005-2010年相关案件为研究对象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资源分配不均、利益驱动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户口迁移及相关行政争议案件逐渐增多。户口迁移类行政案件具有地域性、政策相关性、影响广泛性等诸多特点,在审判中反映出一些问题,如户口迁移法律规范效力层次低,户口的工具性价值和利益性特征明显,行政机关在户口迁移审批过程中执法程序不严格等。通过提升立法层次、完善执法程序以及注重协调化解在行政审判中的侧重适用是解决户口迁移行政争议的有效路径。     

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司法识别

对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判定、识别也需要对法律语言、规范类型、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惟有如此,才可能得出正确的至少是有说服力的结论。本文首先介绍了目前较为流行的公司法规范类型化的理论,并对之进行分析、评价,然后提出了强制性规范司法识别的相应途径和方式。     

论关天经济区地方立法协作制度的构建

为了保证关天经济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区地方法协立法应该成为建设关天经济区重要的法制基础。目前,在实施过程中,关天经济区协作立法正遇到立法体制上的缺陷、立法实践中的不足、立法理论上的争议等困境。它们都极大地阻碍了关天经济区经济一体化的有效发展。文章通过对关天经济区立法现状、立法原则、立法模式、立法事项等分析,得出结论,必须从建立统一的地方协作立法体系,建立经济区内各地的执法协作机制,建立经济区内各地的司法协作制度,建立经济区利益补偿和共享制度,完善协作立法信息交流与公开制度等五方面来构建关天经济区地方立法协作制度。     

关于减少诉讼资源消耗的几点思考

诉讼资源的有限性与日益增加的诉讼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在利用有限诉讼资源的同时得到最大的诉讼效益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影响诉讼资源消耗的因素主要是诉讼周期、诉讼程序、追求司法公正的观念和司法人员专业素养与水平等。对此,有关部门应从立法上缩短审限,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与专业水平,精简司法机关的人员编制,健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与完善简易程序。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惩治外逃贪官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打击外逃贪官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却泛有相关的规定。对比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和我国的立法现状,本文在对我国设立刑事审判制度进行可行性分析之后,对外逃贪官从审判程序的设置、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方面提出了建议。     

From Judicial Sovereignty to Collective Democracy: The Development of J.R. Commons’ Perspective on Progressive Institutional Change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ve democracy” in the works of John R. Commons by comparing it with “judicial sovereignty” in terms of its contribution to “progress.” We can thus answer two issues that Paul D. Bush does not clearly address: (i) what setup for policy formation contributes to progress and (ii) what is the role of economists within a collective democrac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the answer to the first question is collective democracy, and regarding the second question, the roles of economists as both economist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are extrapo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