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流外部性的行为主体城市聚集空间结构分析

因行为人寻求空间上交流的需求形成一种聚集的向心力,从而产生在一定区域内其分布状态表现出了单峰分布现状。但是在处于社会中的行为人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分布,使行为人聚集的空间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文章综述了行为主体（个人和企业）在交流情况下产生聚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个人之间聚集社会外部性产生的前提条件,通过数学模型分析个人聚集得出了个人聚集分布的最优结论;通过对企业交流情况下聚集形成中央商务区的均衡分布状况,得出了企业在中央商务区为钟型分布,并且利用信息的传播界限可解释中央商务区的形成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了在信息传递条件下写字楼的高度随着距中央商务区距离远近而发生变化的结果。     

城乡关系变迁的新动力——基于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视角的分析

在市郊农村,由于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外来移民,产生了原住民(主要是当地农民)与外来移民(主要是流动民工)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一种新型二元结构——复合型二元结构。这种新型二元结构一方面由于其普遍性和梯度型非连续分布,在现时期呈现出阶段性、长期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其流动性、动态性、非稳定性的属性,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往往被忽略。尝试借助复合型二元结构概念分析城乡关系问题,揭示城乡关系变迁的新动力。     

退耕还林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最优激励合约

在对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运用Holmstrom和Milgrom(1991)提出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精神,构建了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并将土地资源禀赋因子引入该模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据此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最优激励合约作出了研究。结果表明,在设计激励合约时,中央政府应根据地区的土地资源禀赋、地方政府的Arrow-Pratt绝对风险规避度量、退耕还林实施绩效的变异性等因素确定地方政府的可变收益分配率,并让地方政府的收益与退耕还林的实施绩效直接挂钩。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提高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积极性提出了一组政策建议。     

二元经济理论模型评述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二元的性质,即现代城市部门与传统乡村农业部门并存,并据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型,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工农关系以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文章对四个主要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了综述,并深入探讨了模型所体现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含义,以期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中国IS—LM曲线的特殊性探讨——基于投机性货币需求扩展的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

通过对凯恩斯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二元货币市场结构的扩展,重构我国的IS—LM模型,得出IS、LM曲线斜率均为负的假定;利用1990—2008年统计数据,对我国IS—LM曲线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支持我国LM曲线斜率为负的假定。我国LM曲线向左上方倾斜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主要采取调节存款准备金率或者直接调节利率的方式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而非通过债券市场调节货币供应;二是金融市场结构不是简单的货币、债券二元市场结构,还包括股市、楼市等;三是利率低市场化。研究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能增进产出水平。应加快债券市场发展,完善央行调控货币供应的工具体系,维护币值稳定,抑制楼市及股市投机现象,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     

二元财政的制度变迁：基于路径依赖的视角

植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二元财政制度总是执行有利于城镇部门发展,而且有损于农业部门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这不仅造成了农村居民的长期贫困,而且还持续拉大城乡差距。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分析结果显示,二元财政的制度安排内含自我增强机制,其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以,农村居民的贫困必然具有长期性,城乡差距也会持续拉大。因此,必须根据中国经济现实,对二元财政制度采取边际调整的改革措施和借助市场化的手段改善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方可在长期内从整体上推动二元财政制度变迁,实现城乡平等的财政制度。     

就地城镇化对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影响——基于产值与劳动要素双重视角

就地城镇化作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深刻影响着制造业的转移趋势。为探讨就地城镇化对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影响,基于产值与劳动要素双重视角,构建就地城镇化、制造业产值转移、劳动要素转移的指标体系,测度2013—2021年各省份的就地城镇化、制造业产值转移和劳动要素转移指数,并测算制造业产值与劳动要素双转移协调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就地城镇化对中国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地城镇化可以促进中技术产业的劳动要素转移,抑制高技术产业的劳动要素转移,并对不同技术类型制造业的产值转移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同时,就地城镇化对初级和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与劳动要素转移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相对业绩比较和多代理人激励研究

为了研究如何激励供煤商提供更符合发电商需要的煤炭,建立了多代理人、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假设供煤商为代理人,发电商为委托人,研究了根据煤炭的质量、交货和价格不同,发电商给供煤商的激励价格的制定问题。分析了两个代理人在竞争和独立关系下,激励合同的制定。研究发现,在多个代理人有竞争关系时,引入相对业绩比较,即将代理人工资同其业绩相对另一代理人绩效的高出部分挂钩,并不总是帕累托改进。而且,在相对业绩比较方面,不同维度的工作能起到和相同维度的工作相同的业绩比较作用。     

公共消费的理论创新与政策选择

公共消费包括政府自身消费和社会性消费,以公共风险为逻辑基础,并兼具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既有利于维护经济稳定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保障。目前理论界对公共消费问题的探讨大多基于经济视角,基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视角审视公共消费理论,应树立“消费者主权”意识,明确我国公共消费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