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理论与应用评析

在各类《统计学》教科书中,对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概念的解释不大一样,但基本的含义却是相同的。两者从概念上区别并不困难,也容易理解,但在对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时,却不易把握,特别是在比较复杂的统计分析中,那就更不容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了。怎样才能对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应用做出科学的评价和分析。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些初步探索。     

制度缺失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三大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制度缺失的存在,致使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严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益凸现的失业问题;二是财富分配不公问题;三是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制度缺失导致的这三个问题,加重了改革的社会成本,危害了社会公平,破坏了经济效率,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鲁西北平原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以东昌府区为例

本文是在系统研究典型区可持续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根据东昌府区主要矛盾,制约因素和发展预期,提出了典型区“农村集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市场化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方向,在综合“集约性高效生态农业,三元种植,农业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东昌府区平原区区域专业化发展模式,“蔬菜＋建筑业＋工业”现代城郊型发展模式,“蔬菜产业化＋现代化新村风貌塑造”发展模式和北部旱涝碱薄区”粮菜肥轮作＋大牲畜养殖”等的区域性典型乡镇可持续发展模式,并争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空间结构;发展农村科技,提高农民素质,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的发展对策。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思考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存在着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困扰,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投入的增加,生产技术水平偏低,劳动者素质结构改善缓慢,经济比例关系没有理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等。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增强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由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的转化,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保障增长目标的实现。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利用时间序列框架内的格兰杰因果分析、协整技术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评价1978-2005年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数量联系.实证分析发现,控制政府支出和贸易开放度后,金融体系资金运用和金融深度都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且都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也实证检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分别控制政府支出和贸易开放度后,金融市场总融资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股票市场周转率的格兰杰原因.文章最后给出实证结论和简短的政策建议.     

景区环境控制指标体系研究--以三峡库区为例

根据景区环境控制的原则,本文从生态环境、空间环境、设施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建立起三峡库区景区环境控制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库区为例对各项指标的控制标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理论界目前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分析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等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出发,分析了经济增长综合因素对我省经济建设的贡献率,由此得出未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只能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主这一结论,并提出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新特征及"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转轨过程的逐步深入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周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变化趋势：从波动性质上看，经济周期开始向“增长型”转变；从周期长度看，经济周期有向尤格拉中周期演变的趋势；此外，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断加深，二者有同步化的发展趋势。然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针对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增强“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以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对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几个争论问题的看法

市场取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政府对经济实施调控是为弥补市场失灵而不是搞计划经济;假定人自私,绝非倡导人自私,从这一假设出发去进行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恰恰可以抑制或减少人的自利行为带给社会经济的危害;效率与公平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失衡不是效率之错;对于政府求公平来说,重点在于消除不公平而非设计公平,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