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旅游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中国2001—2008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SITC将中国对外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并按目的不同将入境旅游分为商务旅游和休闲旅游,利用2001—2008年的月度调整数据,分析中国不同目的的入境旅游与不同类别对外贸易的关系。具体步骤是:首先对相关变量的序列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并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二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通过格兰杰检验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初级产品的出口随时间平稳增长,对外贸易进口和商务旅游之间没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工业产品出口、对外贸易出口和入境旅游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他入境旅游各类别和对外贸易各产品类别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并针对中国当前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大型石油公司效率比较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DEA方法对12家国际大型石油公司2008—2012年的效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发达国家石油公司技术效率高于发展中国家石油公司,石油公司的技术效率主要受到纯技术效率的影响;DEA-Malmquist指数的测算显示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的下降,即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没有提升;DEA-T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股权结构、跨国程度、技术投入与公司效率存在显著关系。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问题

我国近几年外贸顺差的连创新高,并且进、出口增长的走势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日益明显,我国的实体经济已经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当中。同时,我们外贸结构的升级也正在以更快的步伐前进,我国双边贸易的高速增长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中国股市在经历了“2.27”暴跌之后,全球各主要股市随后也遭到重挫。笔者并不认为目前中国的股市对于全球市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全球石油美元的流动以及日元利差交易的变化情况已经逐渐受到国内投资者的重视,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市场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与世界联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外部因素对于国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要从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当中吸取金融安全监管方面的教训。     

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研究态势评析——基于共词分析法

为有效总结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研究现状,采用共词分析法,运用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该领域相关研究主题进行了定量分析和系统梳理。结果表明,学界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的研究侧重在技术创新、贷款担保和融资等七个方面,忽略了对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的相关研究。所得结论将为后续中小企业扶持性政策执行网络构建和优化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国外国际研发研究述评

本文沿着国外国际研发研究的主线,述评了在国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国际研发的研究成果,着重揭示既有研究的主题及内容,并指出未来可能的一些研究方向,包括探索影响跨国企业国际研发动机差异的制度因素、建立选址决策的整合模型、研究知识流动的测度问题、分析自治控制中的关联关系、加强中国背景下的国际研发活动研究等。     

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综述(Ⅱ)

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是当前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对其理论与分析模型的全面系统回顾却不多见.基于这种现状,全面回顾了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现状并详细评述了其分析模型,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绩效审计研究

政府部门绩效审计的根本推动力量来源于政府职能的转变。立足科学发展,将实施绩效审计纳入政府职能转变之中。多方位和谐推进,解决实施绩效审计时出现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下跨国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下,跨国资本流动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新趋势。以控制海外企业所有权的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跨国资本流向的主要形式。外资控股对产业结构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跨国资本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会强化资本输入国产业畸形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于跨国资本流动新趋势和作用应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战略发展的维度来思考对策。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困境: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在我国,政府调节行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三个典型的案例,探讨我国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并根据其矛盾所在提出相应的措施,包括增加横向约束机制、强化三道内外监管防线、建立灵活的职能转换机制等,以提高政府"治国而平天下"的能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

本文描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博弈的凸现与加剧,认为这种政策博弈的制度性根源是市场取向的分权制以及以GDP为核心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制度性根源对政策博弈具有传导机制.这种政府博弈的积极影响促进了中央政府政策的更加合理、完善,而消极影响则是中央政府调控能力大打折扣、中央政府遭遇信任危机和扰乱市场秩序.治理途径则在于建立新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采取消除政策博弈的措施,即真正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居民的退出与呼吁机制、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观与指标考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