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中的外资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很快，而外资企业出口在我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较大，如何充分利用外资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良性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为例，从外资企业出口的现状分析出发。阐述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提出了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更快更好发展的若干对策。     

中国的贸易顺差能持续吗?

截止2008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16822亿美元,同比增长39．94％。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连续13年贸易顺差如今能否持续引起了多方讨论。预测分析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贸易顺差是可以持续的,主要支撑因素有：我国经济继续保持8％增长势头所确立的基本面支撑,政策调整使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并接近加工贸易水平,我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增长,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显示出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等。     

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实践——一个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

目前,绩效预算管理改革正成为西方各国政府增强责任感、透明度和持续运营能力的有效途径,代表了国际上公共管理改革的潮流。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绩效预算管理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对绩效预算管理的改革动因、控制模式、实现路径、制度框架、绩效信息等多个方面进行解析,从而在国际经验和本国实践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平衡。     

我国的外贸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与货币化率：1988—2004

本文首先建立了外贸顺差和FDI影响货币供应。进而影响货币化率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外贸顺差、FDI、存款准备金率和现金存款比率是影响货币化率的主要因素。同时,运用1988—2004年中国的外贸顺差、FDI和货币化率等有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模型的结论高度一致。基本结论是：1988—2004年间,外贸顺差、FDI的大幅增加是我国货币化率大幅上升的最主要的原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M1与货币化率呈负相关关系．     

亚洲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变化模式

本文运用贸易专业化指数分析了亚洲8个主要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结果表明: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了要素相对价格差异,这些国家的农产品比较优势显示了不同的比较优势变化趋势;这些国家贸易特化系数估计值的差异意味着他们的农产品贸易存在互补机会;三个东亚国家和两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模式属于典型的变化模式,但是马来西亚和印度的比较优势则显示了异常的变化路径.     

技术外生下贸易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关系,作为经济结构的贸易结构同样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正的规模效应,另一个是负的比重效应,产生负的比重效应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因此应调整贸易结构,增加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     

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警示

法律时宏观调控与微观规范层面多方面的错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是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之一.美国法律对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规范不力是酿成危机的重要根源,金融信贷管制法律松弛助长"次贷"违规通行无阻是酿成危机的重要隐患.金融监管体系存在法律漏洞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因素,法律长期缺乏对金融技术与制度创新保持协调发展的规范是酿成危机的关键性因素.国际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依法推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实现相辅相成,强化金融监管措施,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防控,力求法律监管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全覆盖,依法防控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深入.     

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可持续发展

医疗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在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健康权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农民看病难,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非常普遍。从社会正义与公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反贫困理论入手,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从当前社会政策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其可行性,提出建立一个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政府支出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

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86年-2006年的政府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动态来看,1986年～1992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1993年～2006年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看,政府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除个别年份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挤出效应外,大部分时段都体现为挤入效应.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力度,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开拓农村市场,拉动国内消费需求.     

中国工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中国工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规模、产权结构等因素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销售收入对R＆D支出有显著正影响,企业员工数量对R＆D支出和R＆D人数均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熊彼特假说依赖于企业规模和创新变量的设定;国有产权对R＆D人数有显著正影响,但对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表明国有企业在R＆D资源配置上存在着某种扭曲。研究还发现,政府资助对激励企业R＆D投入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