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满意感在我国销售员工离职倾向决定中的调节效应研究

用层级回归方法分析了员工离职倾向的主要结构化变量和环境变量,检验了事业满意感在员工离职倾向决定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主要结论包括 :第一,报酬满意感、晋升机会、工作自主性和上级支持与其它工作机会对员工的离职倾向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第二,事业满意感与工作自主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事业满意感与上级支持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员工离职倾向有显著的解释作用。为员工离职倾向决定的权变主义观点提供了证据。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管理学含义。     

普及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来自CLDS村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于互联网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个体使用互联网对其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群体上表现为互联网使用普及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差距缩小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普及对农村社区（村庄）平均家庭收入和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内使用互联网家庭的占比提高不仅能显著提升平均家庭收入水平,而且会显著降低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验证了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当普及程度小于0.4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具有随着互联网使用率提高由正转负的趋势）,当普及程度大于0.4后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使用普及可以通过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劳动力技能等群体改善效应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当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互联网使用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着重提高弱势群体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推动互联网与农村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和亲贫性功效,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缩小。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1992～2007年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利用1992～2007年的数据来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FDI及其滞后量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本文最后部分在给出结论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广州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持久性的推动作用。本文结合广州利用外资的实际情况,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广州有着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提高广州吸收技术溢出效应能力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营银行准入的福利效应研究

文章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困境,文章运用信贷配给模型,讨论民营银行准入这项政策的福利效应问题。文章认为在我国金融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情况下,民营银行准入不会克服信息不对称这一根源性问题,准入的资产业务内容不同,民营银行的福利效应也会不同,总体上说这一政策的福利效应是有限的。     

中美贸易摩擦下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深层次困境及破解思路

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面对美方贸易制裁,我国采取了包括对大豆等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却也暴露了农业产业安全面临的深层次困境：一是我国作为最大农产品进口国具有“大国效应”和贸易依赖,陷入了“贸易困境”;二是我国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倒挂”,形成了“价格困境”;三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受内外条件制约而面临着“补贴困境”;四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农业产业该如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全球化困境”。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不应动摇我国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决心,未来我国农业产业只能是更深度参与农业资源全球配置。基于此,我们提出“口粮自给,休养生息,因粮于敌,大权在握”的十六字破解方针,即将国内有限农业资源集中于口粮生产、建立和完善休耕制度、发展海外屯田、着重培育本国农业综合企业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农产品交易中心。     

公司治理的竞争效应与规制效应分析——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研究以中国2003—2007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Chhaoehharia和Laeven（2007,2009）以及白重恩（2005）的方法构建公司治理指数,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部董事比例、高管持股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公司在其它市场挂牌上市以及政府控股等对绩效都有显著影响,在长期内,公司治理的竞争效应优于规制效应。这为中国公司治理改革应该更多依靠市场调节还是依赖政府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丽水电力“阳光服务”品牌的创新与实践

丽水电业局深刻认识到供电服务工作中创建服务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供电服务工作中全面引入品牌经营战略思路,确定了"阳光服务"品牌工作思路,全力打造"阳光服务"供电服务品牌,以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凸显"国家电网"品牌的巨大价值,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收益波动与随机冲击的非对称性影响：中国与美国股票市场的对比

通过讨论股票收益与随机;中击之间的关系,对中国股票市场和美国股票市场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中使用了中国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1990年12月31日至2005年12月30日的两市A股算术平均周指,以及美国股票市场1973年1月2日至2004年月12月30日的标准普尔500周指。在进行经验研究的过程中,分别使用了线性GARCH模型和GJR—GARCH模型计量股票收益的条件波动——即模型中的条件方差。研究发现,中国股票市场自1990年——1995年波动剧烈,之后波动趋于平缓,而美国股票市场在研究期间内收益波动一直处于一定范围内。同时还发现,美国股票市场的随机冲击对股票收益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负冲击使股票收益产生的波动大于正冲击。而在中国股票市场却找不到相似的证据。鉴于对中国股票市场收益波动的研究结果,在剔除1996年以前的数据之后又进行了扩展研究,但是似然比率检验结果表明,正冲击对股票收益的影响还要略强于负冲击。     

MARKETS VS. MANAGEMENT: WHAT ‘DRIVES’ PROFITABILITY?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the relative degree of variance in ROA accounted for by industry, corporate, and SBU effects while controlling for the business cycl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cycle and industry. Two key articles, Schmalensee (1985) and Rumelt (1991),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Research results on a recent data base (COMPUSTAT), using variance components analysis (VARCOMP) are presented that not only confirm most of the Rumelt (1991) findings, but also suggest the existence of a corporate effect, heretofore unde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