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本文在评述城市公用事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中需加强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城市公用事业的整体规划与实施、城市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投资、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安全保障和应对突发事件、对特殊群体和事件的政策性补贴、实行有效政府管制等七个方面的政府责任,并据此提出了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中政府责任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开放式基金运营效率的DEA分析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我国在2003年之前成立的17只开放式基金的相对运营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债券型基金总体平均运营效率最高,表现稳健,而混合型基金效率一般,股票型基金介于两者之间;大部分基金由于风险控制能力较差,业绩波动太大,导致较低的运营效率。     

陕西地市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研究与实践

青年教师队伍是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的后备军和生力军。文章以咸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分析了陕西地市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现状,指出了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主要策略。     

旋转机械振动信号分析

综述了现代信号分析处理理论、方法如时域分析(包括时域参数识别、相关分析以及统计分析等)、频域分析(包括傅立叶变换、功率谱分解等),并结合转子实验台实测的振动数据,研究了它们在旋转机械振动信号分析处理中的应用,给出了具体的应用实例。     

结合新型模糊支持向量机和证据理论的多传感器水质数据融合

在多传感器水质数据融合领域,证据理论是有效的数据融合方法之一,但基本概率分配一般不易确定,从而使数据融合能力难以有效发挥。支持向量机是统计学习理论之上的高级分类算法,具有普适性和全局优化等特点,但输出的基本概率分配有待进一步提高。提出了一种基于证据理论和新型模糊支持向量机相结合的数据融合方法,通过建立基于分类超平面距离的模糊隶属度,训练模糊支持向量机提高传统支持向量机的基本概率分配,并结合证据理论进行海河水质数据融合。通过证据理论分别结合支持向量机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与上述方法进行对比实验,经精度、平均绝对百分误差、均方根误差等指标验证,精度提高10.5%,表明所提方法是一种可靠的多传感器的水质融合方法,较其他方法具有更高的融合精度。     

新时代审计法治思维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运用

现代审计制度建设和审计理论研究亟须重视法治思维的引入和运用,尤其是在国家审计领域。新时代背景下,审计法治思维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特征,可以从国家审计的政治逻辑、文化意义和改革范式三个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作为审计法治思维的重要方面,“法治改革观”要求妥善处理审计改革与审计法治之关系,将重要的审计改革事项纳入法治轨道。根据这一要求,数字化时代“算法审计”“数据安全审计”的兴起和数字化审计新模式的形成,应当得到审计法治的充分回应;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地方试点应当通过全国人大的授权机制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支撑,以规避改革的失范风险。     

论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双面法治逻辑及统合

国内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释义颇多,法学视角而言就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团自治权”性质之争,但这类释义过分强调了对立而忽视了统一。本质上两者都是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表现为“外部分权”与“内部治理”的双面逻辑。外部高校基于法律授权而分享教育管理权,能为高校不依附于政府行使权力提供法律保障;内部高校基于学术自由而类似于“私主体”,借鉴私法人格技术,能为高校按照学术逻辑的特色治理架起理论桥梁。而高校章程能成为两者统合的优选通道,但必须明确它的实施途径与违法后果以促进落实。如此,就为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一个符合大学逻辑的法学释义,从而优化高校的权力环境、形成特色办学、满足人的全面发展。     

不同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影响相同吗?

本文基于多因子混频波动率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行业波动的影响,为预防出现结构性断点,将样本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稳两个时期,分别探讨两个时期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样本时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强行业波动,贸易和外汇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行业波动,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性;子样本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波动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经济增长期存在助推作用,在经济平稳期存在抑制作用;同时行业波动在经济增长期对贸易政策反应敏感,在经济平稳期对财政政策反应敏感。     

The determinants of auster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10–16

This paper aims at decteting what drove the adoption of austerity policies over the period 2010–16 in a panel of 28 European countries. Austerity is identified by year increases in the ratio between the structural primary balance and potential GDP. By means of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we select the aggregate factors that might affect austerity, namely (i) fiscal consolidation (correction of high deficits and debts), (ii) market discipline (high sovereign spreads, low ratings), (iii) rule-based fiscal discipline (compliance with the Eurozone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sation (consideration for the cyclical position of the economy). Then we estimate a dynamic panel model with the system-GMM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usterity are provided by the market discipline and fiscal consolidation factors together with Excessive Deficit Procedures, with no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concomitant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Overall, governments complied with orthodox fiscal principles and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