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机制创新提高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以坝上地区为例

文章基于"数据-行为-绩效"理论研究范式,运用坝上地区5个县60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各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比较研究,并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产业化机制创新促进农户增收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与旅游业相关的3种产业化模式,从业面积纯收益与人均纯收益都明显高于传统产业化模式。回归结果显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只有农户财产对农户增收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农户资源禀赋变量中各变量对农户增收均具有比较显著的影响;除了传统种养业产业化模式对农户增收的影响不够显著外,坝上地区的其它农业产业化机制创新模式,尤其是生态种养业产业化模式与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兼业产业化模式对增加农户家庭收入的作用确实很明显。充分说明,不断进行农业产业化模式与机制创新,使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相结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增加农户收入的积极作用。     

移民搬迁农户收入来源的区位差异研究

移民搬迁的迁入区条件有较大差异,致使移民户收入差距拉大。以宁夏为例,采用典型调查法选取"十二五"期间移民搬迁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移民安置点,设计出反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等方面的指标进行Q型聚类分析,将不同安置点划分为4类,比较各类特点以及农户生计特点;对分布在四类安置点的农户进行抽样调查,用描述统计方法比较家庭收入的均值和标准差,反映不同迁入区移民户收入来源及其差异,并对差异原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移民农户收入与地域有直接关系,各类地区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政策扶持差异而导致移民收入有较大差距。移民区公共投入建设的力度、政府组织培训、劳务输出对移民收入及来源有很大影响;各地的经济基础也直接影响到移民的收入水平;移民户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2)移民区后期建设应区别对待,因地制宜,改善条件,加大资源条件差的安置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力度;加强产业培育,引导致富;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农民培训;重视移民区社会管理,健全管理体系,建设和谐新村。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农民收入增长研究

我国农民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业经营性收入、务工收入及其他收入。城镇化发展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动力之一,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被提到一个新高度。新型城镇化要求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发展目标。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农民增收能否持续、高速的发展成为新的课题。文章对湖北省部分市(县)采取实地查勘、问卷调查与走访农户、搜集资料、逻辑分析的方法就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条件下农民增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产品产值,减少农业产业链内耗,实现农民增收;(2)新型城镇构建农民市民化社会构架,提高了农民工资收入与社会福利收入,增加了农民收入;(3)新型城镇化改变发展模式,增加农民资产性收入与提升了农民生活品质,实现更高水平的增收。研究结论:新型城镇化是未来农民增收最主要的推动力。     

现阶段我国征地补偿价格标准研究

现阶段我国的征地补偿机制存在补偿额度过低、补偿范围不明确、土地新增收益的归属不清晰等问题。文章以土地二元价值理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的地租与地价理论及科斯定理,旨在提出自己关于征地补偿价格标准改善的可行性建议。该文将不动产估价中的市场比较法与收益法引入征地补偿机制中,提出以下建议:(1)集体与失地农民分开补偿,对于有相关权益的土地的损失也应纳入补偿的范围。(2)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进行补偿,其中政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补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对集体的补偿以当前市价为基准进行补偿,可由市场比较法确定,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借鉴不动产估价的收益法,通过其净收益除于以当期活期存款利率为基础而确定的资本化率进行补偿。(3)政府应不断提高自身的行政素养与专业能力,完善其执行与监督机制。(4)完善地籍管理工作,促进产权明晰。(5)新增收益应明确其来源问题,应归作产生新增收益投资行为的投资者。     

种植业内部贡献因素分解及对粮农收入增长 影响实证分析 ——以黑龙江省为例

该文基于1986～2010年全国和黑龙江省有关种植业数据,首先运用结构贡献因素分解模型分析 了”八五”到”十一五”时期黑龙江省种植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因素,其次利用协整检验和VAR模型, 选取种植业总产值、种植业结构、粮食平均价格为解释变量计量分析了粮农收入贡献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从”八五”到”十一五”时期黑龙江省种植业单位面积产量和种植业结构调整对种植业产值增长的贡 献很小但有增强的趋势;价格对种植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很大,是种植业产值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但有 起伏;总播种面积的贡献趋近于零。1986～2010年间黑龙江省种植业总产值、种植业结构调整对粮农收入 增加贡献较大,贡献分别为3.059 1和2.291 6,粮食价格对粮农收入增加贡献为-4.315 6。     

收入增长、饮食结构转变与食物系统碳排放——来自中国6省住户调查数据的证据

目的 食物系统碳排放在全球碳排放中的比重已达到30%。聚焦居民收入增长对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及其带来的碳排放效应,从饮食结构视角考察居民收入增长导致的食物系统碳排放变动。方法 文章从微观视角运用EASI需求系统模型分析不同收入增长模式下食物系统碳排放的可能增长路径。结果 （1）收入增长会使碳排放密集型的牛羊肉等动物类食物的消费量快速增长;（2）在不考虑收入分布变化的收入增长10%～50%的情景下,人均食物系统碳排放的变动在-5.23%～13.99%,收入差距缩小和中等收入群体壮大的收入增长模式则会使排放进一步增加;（3）在收入增长幅度低于30%时,农业减排技术进步可以有效中和食物系统碳排放增长,反映出农业减排技术进步对于减缓食物系统碳排放的重要性和有限性。结论 有必要制定依靠农业减排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综合减排策略,进一步促进饮食的健康和环境协同增效,引导居民的饮食结构向果蔬等植物类食物及“低畜肉,高禽、蛋、奶、水产品”的动物类饮食结构转变。     

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目的 为准确把握市域尺度下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演变特征,促进该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2010—2018年51个市域单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 （1）西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比由3.189下降至2.736,下降幅度为14.21%;（2）空间分布格局上形成了东西方向的“U型”特征和南北方向由北及南平滑上升的特征;（3）全局莫兰指数在波动中由0.322上升至0.358,上升幅度为11.18%;（4）空间滞后模型表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农业现代化和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负向影响,而经济发展虽然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两者在计量结果上显示“U型”关系。结论 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小幅波动中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且市域之间的差异呈现出收敛的态势;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自相关性,且在局部地区有板块集聚特征;空间因素是西北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减贫效应模型分析

[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下解决相对贫困和区域深度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工作重点。在此背景下,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缓解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作为相对贫困的表征指标,对2006—2014年西北民族地区61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相对贫困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变迁整体效应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构建工具变量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所有地区都表现出第二产业的不足或定位不高的现象,但是对于拉动整体经济和构建产业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受传统因素的影响,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少,大量从业人员仍然集中于第一产业。[结论]由于扶贫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贫困人口由第二产业发展的直接获益有限。贫困人口的主要获益方式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国民收入再配,所以财政支出对于贫困变动始终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做好西北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应当加大扶贫政策的倾斜力度,加强扶贫对象和措施的精准性,着重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生计资源多元化视角的经验分析

目的 在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进程中,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从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探索其作用机制。方法 文章合并使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造衡量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剥夺指数,采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结果 （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农户的相对收入剥夺程度,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1%,农户相对收入剥夺水平下降7.87%,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可信;（2）生计资源多元化是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机制,数字普惠金融缩差效应的11.85%可由该作用渠道来解释;（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缩减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男性户主和45岁以下户主的农户、非农就业占比高和兼业化程度大的农户获得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差“红利”更大。结论 作为新型金融供给方式,政府应大力推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因地制宜实施农村数字金融政策,鼓励农户生计资源多元化配置,多渠道应对风险提高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article, we attempt to estimate whether financial inclusion, expressed as financial accessibi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Furthermore, we estimate the effect of such financial inclusion on economic growth by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From the results of our empirical analysis,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very negative effect on GDP growth.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GDP growth is strong in low-income countries. In addition, income inequality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reducing economic growth in high-fragility countries. Second, progressivity is not a major factor in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or in high-fragility countries. Finally, financial inclusion impro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duction in income inequality through financial inclusion change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to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This trend is stronger in high-fragility countries than in low-fragility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