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选择——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

一个地区在其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培育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是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从技术进步的视角出发,在对我国西部地区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进行资本存量估算的基础上,分析和测度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和技术进步率,并建立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的选择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确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及仓储和邮政业、卫生及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为我国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主导产业。     

环渤海经济区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当前,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环渤海地区发展创意产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指出,当前环渤海地区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制约因素,但同时具备众多优势和推动因素。环渤海地区各省（市、区）应不断增进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创意产业发展。     

广西三大产业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关系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广西三大产业的产值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线性回归模型,来得到三大产业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大小。从而分析广西三大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五”战略定位与地区发展因应:重庆证据

以重庆十二五规划总体思路研究为案例,构建地区发展定位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影响和制约因素,详细阐述重庆未来发展的五大定位:经济上成为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和商务之都;城市上建成西部最大最强的绿色城市群和基础设施网络;开放上建成西部对内对外开放的重要高地;生态上建成长江中上游最大的生态安全保障区之一;社会发展上建成全国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示范区。基于市情分析、发展阶段判断以及战略定位,重庆十二五战略目标可概括为三个率先,即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在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城乡统筹。     

广东省高技术产业集聚实证研究

本文对广东省高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和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了广东省高技术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并对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政策性的建议。     

台湾知识型产业向外布局趋势与两岸经贸整合

知识型产业关系着大陆“十二五”时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台湾一直在大陆的FDI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掌握台湾知识型产业向外布局的趋势特点,积极利用ECFA框架和MOU协议开展两岸知识型产业的合作,是新时代两岸经贸整合的一大重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竞争力提升与“保护性空间”设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期,需要有别于常规技术推进的培育方式,通过技术创新活动的保护性空间的培育与治理实现产业扶持方式从起点向全过程的推进,这是提高产业规模和竞争力有效的政策工具。应通过技术试验、市场试样和市场推广环节构架产业发展的保护性空间,并从方向、定位、环境条件与发展驱动等层面积极应对。     

政府主导型慈善事业发展的弊病及其对策

政府主导型慈善事业虽然曾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目前却制约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本文首先从政府主导型慈善事业的特点出发,指出了政府主导型慈善事业存在的主要弊病,并分析其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完善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分析——论钕铁硼稀土永磁材料产业的发展

稀土永磁材料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是支撑整个绿色能源产业的核心功能材料,而江苏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薄弱。文章力图针对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在现代新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做出较系统的探索与研究,对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稀土永磁材料产业发展的机遇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结合稀土永磁材料在风电产业等新能源领域中的应用前景,提出了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构建技术支撑平台、发展融资保障体系和推进稀土永磁材料基地建设待对策建议。     

Family Capitalism within Big Business

Abstract

The article addresses central questions in the research of family busines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wedish industry. The analysis is drawn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Wallenberg family in Sweden, an industrial dynasty of five generations. Ideas of ownership and overriding values are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pressur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In detail, the article deals with 1) the concep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long-term active ownership and networking capacity and the chronology of successful family capitalism, 2) the pressures for change experienced in early post-World War II Swedish industry in general and in the thre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particular, 3) how the owners and top management of the three companies responded strategically to these pressures and 4)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ovision of capital was accompanied by industrial competence or if simple patience on the part of capital was suffic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