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必须科学认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处理好两者关系的关键是科学地实施宏观调控;改善宏观调控要在目标、重点、方式、时机、力度五个方面下工夫.     

我国金融改革的演进与基本经验

总结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指出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进党和国家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宏观调控.     

规模不经济环境中的低碳供应链信息共享策略研究

市场规模不经济会增加低碳供应链运转效率和整体效益的成本,而提升低碳供应链内部各主体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是降低供应链成本的有效手段之一。在研究相关理论和低碳供应链信息共享主体、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区块链大数据的低碳供应链信息共享策略研究。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网络体系、信息共享模型和信息流层次,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高低碳供应链内部信息共享的便捷性、安全性和完整性。基于信息耦合理论设立信息共享耦合度指标,评价提出信息共享策略的实际应用效果,统计样本数据表明低碳供应链内部信息共享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供应链内部的生产总值,带动供应链整体效益的提高及运转效率的提高。     

货币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作用的时滞分析

影响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策的时滞性,本文通过脉冲效应函数、方差分解方法测算了1999年至2010年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中货币政策对房地产投资与房价的作用时滞。同时,为了得到测算的精确性,还通过时差相关系数的方法对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投资与房价的作用时滞都为4个季度,贷款对房地产投资与房价的作用时滞分别为4个季度、2个季度。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分析与建议

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即严控土地供给、重点抑制房价、全面治理房地产市场等方面。我国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应完善土地市场制度,理顺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的经济手段,避免行政手段对市场机制的过多干预,正确引导市场预期,采取适当措施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要。     

矿产品消费及其资源保障

矿产品是人类取得物质和能量的主要来源。能 (量资 )源比物质资源更重要。能源矿产品的用途既可以是能源 ,也可能是物质资源 (有机化工原料 )。物质资源消费趋势是单耗和总耗都趋于降低。能源的生产消费应追求单耗降低而总耗稳定 ;生活消费在中国当前则应是单耗和总耗都合理稳步上升。调剂地区之间能源余缺应以直接输能 (电 )为主 ,运输能源物质为辅 ,因此应提高电在能源终端消费中的比重。不同能源替代余地大 ,短缺表现为总量短缺 ,国家宏观调控能发挥重要作用 ;不同物质资源替代余地小 ,短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 ,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探究

宏观调控行为是国家经济管理的手段,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宏观调控行为并非是一种国家行为,它的经济性强于政治性,是抽象决策行为与具体实施行为的综合体。应当承认司法权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审查与监督,确认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建立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使受控主体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     

对通货膨胀压力下人民币升值的思考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在输入型通胀和国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下,人民币升值被更多地寄予了抑制通胀的期望。不少政界、学术界人士都在强调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通胀,但是,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胀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值得深入研究。从本轮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分析,力图找出解决通胀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最佳宏观调控政策与措施。     

房地产调控政策真的有效吗？--调控政策对预期与房价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泡沫化,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但这些调控政策能否有效降低房价并抑制房地产泡沫呢？以往房地产泡沫的研究表明,投资者预期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和房地产泡沫的影响极为重要。经典的噪声交易模型也指出,噪声交易者预期是房地产价格波动和房地产泡沫形成的重要因素。在系统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噪声交易者预期对于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影响,并剖析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对噪声预期和房价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而构建了相应的调节作用模型。在此基础上,使用35个大中城市2002-2011年的实际数据进行了调节作用模型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近年来国家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抑制房地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房地产泡沫问题上收效甚微。     

我国通胀与经济增长放缓福利 成本的比较研究

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通常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福利成本远高于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而“保增长”的重要性远高于“防通胀”。本文认为这一判断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情况,核心原因是当前家庭的财产积累水平较以往有了大幅度提高,通胀将通过财产再分配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经过计算发现：在各组参数设定下,5%的通胀和经济增速下滑一个百分点所造成的社会总福利成本（对消费的补偿比例）分别平均是18%和59%;通胀福利成本与增长放缓福利成本之比平均为329%,相比之下,在不考虑财产再分配效应的计算方法中,该比例仅为约16%。这说明在中长期“保增长”和“防通胀”都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因此宏观调控应该将二者都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