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法角度分析我国遗产税立法

贫富差距的分化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开征遗产税已显得十分必要。遗产税的征税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也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继承法角度对我国遗产税的征收模式、征税对象、征税主体等方面做立法设想,以便制定符合我国国情,调节贫富差距,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遗产税制度。     

经济一体化、公司所得税竞争与FDI流动研究——以新老欧盟成员国的税收竞争为例

本文在Ottaviano(2005)的税收竞争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公司所得税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利用实证研究论证了欧盟内新欧盟成员国与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所得税竞争对FDI流动的影响。分析表明,欧洲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导致税收竞争加剧的最主要原因。东道国降低名义公司所得税率对资本流动没有影响,只有相对于母国实际税率的降低才是影响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贸易弹性估计

利用1990-2005年中国与其20个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基于不完全替代理论构建实证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和协整技术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价格和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关于价格都是缺乏弹性的,从收入弹性来看,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2,出口的收入弹性接近于5,出口相对于进口有着更大的收入弹性,这是造成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贸易形势发生逆转的主要原因。     

生态环境、环境税与可持续经济增长

如何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文章把生态环境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构建一个考虑环境税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模型的最优均衡解。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环境税对最优增长路径的影响。发现环境税的开征降低了最优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却提高了人们的最优消费水平。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可以帮助减小因环境税给经济增长率带来的冲击。     

资源税改革中的税率选择:一个资源CGE模型的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税改革一直受到社会各方关注,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定性分析,对资源税税率的设置更缺乏定量研究.本文构建资源CGE模型,引入资源账户,通过枚举法对资源税对资源税税率设置的合理范围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资源税税率设置的合理区间.研究结果表明:如资源税税率设置合理,可以有效增加资源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增加社会福利,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供给市场化后的出让总收入及预测模型设计

国有土地出让招拍挂制度的实施开启了我国土地供给的市场化,更公平、透明地揭示了土地的市场价值,同时为地方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城市发展建设资金。然而,现行财税制度却加剧了地方财政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由此滋生的种种问题导致土地出让收入成为舆论焦点。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检验、自回归滞后分布模型等方法,通过实证研究寻找宏观经济变量与土地出让总收入的相互影响及数量关系,并据此推导建立土地出让收入模型,预测土地出让收入的数量及变化趋势,为各界真正了解土地财政以及政府把握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理论途径。     

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组建税务筹划主要方法的探讨

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税务筹划亦是其应当享有的正当权利。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税务筹划已逐步成为纳税人理财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新形势下,企业作为纳税人,怎样熟悉了解我国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制度,利用税法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及可选择性条款,合法合理进行税务筹划,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成为当今企业一个必修的课题。     

我国物业税开征的必要性及难点应对策略

"物业税"一词最早在我国被正式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该文件明确提出了:"实施城镇化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房地产征收物业税,并以财产的持有作为课税前提、以财产的价值为计税依据,而在我国,物业税仍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只在几个试点城市空转运行,关于物业税开征的利弊争论一直存在,是否开征物业税以及如何征收都是尚待解决的难题。     

The Political Power of Big Business: A Response to Bell and Hindmoor

There has been a recent resurgence of interest in debates about the power of business (Culpepper 2011 Culpepper, P. (2011). Qu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Power: Corporate Control in Europe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gle Scholar]; Bell 2012 Bell, S. (2012). The Power of Ideas: The Ideational Mediation of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4), 661–73. doi: 10.1111/j.1468-2478.2012.00743.x[Crossref], [Web of Science ®] , [Google Scholar]) and Bell and Hindmoor (2013 Bell, S., Hindmoor, A. (2013).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Business and the Power of Ideas: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Australian Mining Tax. New Political Economy, ,forthcoming. Available from: http://dx.doi.org/10.1080/13563467.2013.796452 [19 (3), pp. 470–486, cross-references updated] [Google Scholar]) mak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ly informed, but empirically rooted, contribution to that debate. In this response, we address both aspects of their contribution, arguing that their treatment of Lindblom is partial and, consequently, so is their explanation of the case. As such, we largely rely on their narra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Australian mining tax, focusing first on critically examining Bell and Hindmoor's theoretical position, before turning to their analysis of the case.     

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是各国以税收为载体、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竞争,其实质是经济竞争。在此,基于国际税收竞争视角,重点对中国税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析,分析表明中国税制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诸多方面仍有待完善。在此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具有竞争性的中国税制,确定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同时还需加强"税收文化"的建设,建立国际税收协调机制,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税收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