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基于模糊积分的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评价

研究目的：促进开发区土地的合理利用,为中国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评价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模糊测度和模糊积分方法。研究结果：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之间不具有独立性,因此必须考虑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间相关关系,现有的评价方法不能反映这些相关关系。研究结论：采用模糊测度来度量指标和指标集合的重要度,在此基础上应用Choquet积分方法评价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既能够考虑各种评价指标的影响,又能反映指标间的相关关系,对开发区土地经济效益进行合理的综合评价。     

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人性质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通过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值,实证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对可比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正相关,即在我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管理层能更严格遵守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投资者保护程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加显著,因此,投资者保护制度对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会计行为的约束能力较弱.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不存在显著差别.     

流动性和条件资产定价:理论和实证检验

选择适当的工具一直是条件资产定价研究的中心,目前国内外尚没有研究从这个角度探讨流动性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本文在Breeden-Lucas随机折现因子框架下建立了以市场流动性为工具的条件CAPM,并使用1996．1．2-2004．12．31期间的沪深A股日度交易数据构造了Amihud（2002）的非流动性测度、Farm-French组合、定价因子等。一阶段GMM估计表明,该滞后工具可有效捕获资产回报的可预测变化。模型解释这种变化的能力显著优于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和CAPM．且几乎没有统计显著的残留规模效果和价值效果。     

“双碳”目标下我国煤炭减量化使用的压力指数测度研究

煤炭是我国能源供给的主体品种,煤炭使用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双碳目标和能源保供给的双重约束下,煤炭减量化使用很迫切,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较大的压力。本文通过修正的等方差加权法测度我国30个省(区、市)煤炭减量化使用的压力。在全国层面的分析中,本文基于ARIMA模型与ARMA-EGARCH(1,1)模型,得到了煤炭减量化使用压力指数在2021～2035年有下降的趋势,且煤炭波动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的结论;在地区视角下的研究区域层面的分析中,本文基于ARIMA模型与灰色关联度模型,得到了煤炭减量化使用压力指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地区间、地区与全国层面的异质性,在2014年后异质性逐步降低,在2021年后异质性变化将进一步平稳等结论。应坚持“先立后破”的能源转型思路,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煤炭减量化使用创造宽松的外部经济环境;要积极赋能煤资源型地区和煤炭企业进行自我转型,降低煤资源型地区的减煤压力。     

基于价值当量综合测度的城市遗产资源统筹保护研究

遗产价值当量测度可实现对城乡遗产资源整体价值特征的定量把握和对不同类型遗产对象的跨类价值比较。在“存量更新”时代,其对城乡遗产价值脉络判别与保护更新策略制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可作为城乡遗产保护管理的决策辅助工具。为此,提出和建构城市遗产价值当量测度及其统筹保护应用方法。该方法系统设定了各类古迹遗产、地段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当量估值;制定出基于“等级当量”和“价值权重”乘积计算的个体遗产价值当量赋值算法;再通过对城市整体及其下辖行政单元不同主题文化遗产价值当量的分类统计,实现对城市遗产资源价值构成和价值强度分布的定量测度与表征分析。在此基础上,以重庆市中心城区为例,提出了基于价值当量测度的城市遗产资源空间分级、文化分类、政策分区统筹保护方法。该方法可实现城市遗产“整体保护”与“分类保护”的路径整合,拓展既有城乡遗产价值评测研究的内容范畴和应用情景,以为我国城市地区遗产资源保护与文化传承实践提供参考。     

基于形态属性的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测算

动态监测与科学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形态属性,从信息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经济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考察期内呈现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且总体及不同形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差异明显。（2）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峰分布呈现明显的右移趋势,且存在显著为正的全局空间关联和局域集聚特征。（3）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区域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驱动要素分析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理论,诠释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并在深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特色的基础上,从发展与应用水平、效益与规模、技术创新能力3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项目体系,计算2016—2020年我国30座重点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从而呈现出30座重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差异,以及我国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继而,利用SAR模型进行驱动要素分析,得出经济增长水平、外商投资占比、政府投资占比、人力资本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等要素对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虽处于快速攀升阶段,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数字技术鸿沟。若要社会经济全面数字化进程持续发展,并让发展水平更为均衡,还需继续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放力度,吸收先进经验与理念,并因地制宜地实行地区差异化政策,完善数字经济治理手段。     

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基于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集聚,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2016-2020年安徽省16个地市面板数据,对16个城市的产业集聚,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门限回归。通过回归分析表明：城市规模较大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城市规模较小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贵州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对策分析

衡量贵州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利于推动贵州省农业经济的健康成长,显著提高农业活力。因此,从贵州省实际出发,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水平测度。结果表明,贵州省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一直呈上升态势,但融合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且内部差异性明显。最后,为进一步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