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对风险投资回报率影响研究

国际上西方主流观点认为,风险投资最好是由民间资本为主,政府不应该操纵风险投资,而中国现在的风险投资大多是由政府主导的资金对政府感兴趣的公司进行投资,风投公司大多是政府主导建立的,民营上市公司参与风投的比例较低,民间资本创立的风投机构更是少之又少。而通过对四类风险投资公司的分析,初步探究出中国政府应该:第一,转变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干预职能和行为方式,放宽进入门槛,建成风险投资的多元性投资主体。第二,要利用其所掌握的管理权资源和政策制度引导,通过适当的政府行为选择指引,将大部分精力放在风险投资需要的外部环境建设、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上。第三,提升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决策水平。政府应根据风险投资运行的本质规律,建立科学的经济决策程序和决策体系。     

公司债定价：首中时模型的蒙特卡罗实现

论文借鉴信用风险度量的首中时结构模型,通过该模型的蒙特卡罗模拟对我国公司债进行定价,同时探讨了拟合公司债价值最佳的违约回复率设定和动态波动率的模型选择问题。研究表明首中时模型用于公司债定价是可行的,且不同的债券确实存在不同的回复率,并且对同一公司的不同债券使用同样的回复率也是不准确的,另外论文也进一步肯定了GARCH（1,1）模型在估计波动率方面的适用性。     

引入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因素的中国储蓄率模型

在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对经典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拓展,引入了人口结构和社会保障两因素,从而构建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的人口结构确实会对国民储蓄率产生较显著的影响,而社会保障水平却对其影响不显著。     

日本女性就业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随着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正在改变,很多女性进入社会就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时代的到来、促进妇女就业的法规措施的强化、雇佣形态的多样化发展、子女教育费的压力、女性生活意识的变化等因素推动了日本女性就业的发展。但是,日本女性就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社会影响。     

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理论初探

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一个国家的地位。文章运用广义价值论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以分工为切入点,把分工产生的新增利益和该利益的公平分配统一起来,论述了递增性假设之外另一条增长的可能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可以持续地产生比较利益即超过自给自足收益的净收益,这一收益不依赖于技术的递增或递减变化,具有普遍持久稳定性;（2）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净收益构成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既促进了生产规模和分工范围的扩大,又支持了研发和技术进步;（3）劳动生产力任何提高的效应都通过分工交换产生的比较利益加以放大,在一个分工交换系统中,行为主体提高比较优势产品和比较劣势产品的生产力分别具有正的和负的外部性;（4）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一个好的制度是能够保证在交易中各方的比较利益率相等,掠夺性制度不仅直接损害经济增长,也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     

中国企业税负高低之谜:寻找合理的企业税负衡量标准

作者梳理了企业税负衡量标准的相关文献,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死角损失"原理,观测中国近年来的广义宏观税费负担,发现其依然处于偏高的水平上。尤其对于贡献绝大部分税费的企业来说,整体税负过重的倾向并无根本改观,其中非公经济的税负更是连年超过国有企业。在对企业税负的衡量中,作者采用了世界银行的总税率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同时在对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的计算中以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为代表,测算了企业销售利润率与税利率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而阐述中国税制所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增加值率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的视角

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同时,新增价值在产出中比例不断下降。本文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和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增加值率1987—2007年下降的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间中国增加值率从1987年的0．480下降到2007年的0．323,下降幅度达到32．63％。从行业结构角度来看,中国增加值率的下降与我国产业结构的两次变迁有关,是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最终需求角度分析,初次投入结构变动以及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品比例增加是导致增加值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还结合分析结果对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相关建议。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谈“碳货币”本位的全新国际货币体系构建设想

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所突显出的信用本位制下无约束的货币泛滥,碳货币既是当前低碳经济背景下具有国际意义的热点问题之一,更是事关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则从全球碳交易体系的货币视角提出了"碳货币"本位的全新货币体系的构建设想。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     

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趋势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以来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呈现出长期的贬值态势,本文结合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深入分析了实际汇率贬值的内在机制,认为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其根本原因。而目前经济的内外失衡所引发的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升值压力,本质上是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推进受阻后经济结构扭曲的外在表现。本文认为,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名义的市场化改革只能缓解而无法根除这种压力,推行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在内的实际的市场改革才是纠正内外失衡,缓解汇率升值压力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