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技术中心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与启示

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建立科学技术中心(STC),旨在促进科研领域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培养大批创新性人才以及实现多方知识转移,以更好地巩固其在国际上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导地位。研究发现,美国科学技术中心在运作模式上具有组织管理“集中—分散”、研究与教育紧密结合、知识转移有效、动态监测评估等多重优点。我国在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时,应充分借鉴其优点,不断提高我国高校协同创新能力与质量,为早日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创造有利条件。     

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路径选择研究

产业转移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在产业转移路径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两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发生行为。将现有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拓展到两类区域的产业转移,并运用产业转移势差模型,基于经济、产业、成本、交易成本和技术5个方面势差,建立产业转移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类区域产业之间的转移路径进行探讨。得出研究结论：①基于势差理论的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是对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扩展,将产业转移的“一对一”模式扩展至“一对多”模式,能更好地解释区域间产业转移发生路径;②以广东（发达类型区）对江西、湖南和安徽（欠发达类型区）三地的产业转移为例,广东至湖南的转移势差最小,相对于江西和安徽更不具有转移优势,通过对各子指标的调控,可以改变其转移势差,以达到改变其转移路径选择的结果。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推动我国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经验取样法的证据

为探讨现代企业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立足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以经验取样法为研究范式,以高管与高校之间技术转移体验及创新成效为对象,展开连续15周日记研究,结果发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会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规划性博弈与功利性博弈具有中介作用,技术吸收能力具有调节作用。由此证明,在“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合作中,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水平在历经组织间博弈后,将显著调节由技术转化而形成的创新绩效增幅。建议相关企业主动开展创新合作,并通过均衡性博弈机制完善自身技术吸收体系,实现“高校—企业”技术转移“双赢”初衷。     

模糊多维偏好群决策的BOT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运用模糊的语言变量进行多属性事物的群体评价决策,即模糊信息多维偏好群决策。由于BOT项目的风险结构十分复杂,如何对BOT项目风险进行有效的分级管理显得十分重要。系统地分析了BOT全生命周期风险的内容与属性,运用模糊决策理论和多维线性规划模型,结合改进的Borda分值法,构建了BOT项目生命周期的模糊信息多维偏好线性规划风险评价模型。模型中既考虑了决策者意见的一致性,又兼顾了决策意见的差异性,为BOT项目风险管理和评价提供了新的思路。     

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中的制度缺陷——对中央转移支付作用及事权体制调整的思考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中的最大难点,受财力制约和宏观政策引导缺位的影响,地方投入为主的财政制度很难为义务教育发展提供全面、长远的支持。针对学界期望通过创新或完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观点,本文提出不同看法:单纯依靠转移支付制度的改进来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地区差异和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事权体制上做大的调整,将农村义务教育事权上划中央政府和财政,才是解决该问题的最佳选择。本文尝试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的制度缺陷的视角构建框架,为农村义务教育事权体制改革寻求另一个解决方案。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承接产业转移受到地理位置、要素禀赋、市场供求、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通过选取影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20个影响因素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并进行排序,得出各指标影响的重要程度。最后提出了促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     

江、浙、沪商务成本构成比对分析及对产业转移路径的影响

本文对江、浙、沪商务成本构成趋势进行比对,并探讨其对产业转移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交易成本逐步下降,而商务成本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商务成本构成变化以及总体上升的趋势会对产业转移路径产生影响,大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要素成本更低区域产业转移,处于产业生命周期创新和成长阶段的新兴行业则向交易成本更低区域产业集聚。经过比对,发现要素成本上海最高,江苏最低;上海交易成本最低,粗略认为浙江交易成本略低于江苏,江、浙、沪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差异又使得制造业与第三产业部分行业在江浙沪区域内进行转移和集聚。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干旱区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新疆农户样本数据

我国干旱区的农村土地流转在全国来说相对较为缓慢。为研究其原因,本文以新疆北疆地区、东疆地区和南疆地区的389户农民的有效问卷数据为依据,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新疆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条件、家庭人口、农业收入、农业优惠政策等;影响转出意愿的主要因素是家庭人口、非农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因此,要推进干旱区农地流转。必须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     

基于新疆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

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中,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专项基金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作用。但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需要,西部地区依然面临着保护和发展的现实困境。本文以生态补偿与财政转移支付理论为基础,对新疆生态补偿与财政转移支付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生态补偿视角下新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