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县域工业发展增强以工促农能力

工业经济是地方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J主渠道。城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抓住这一机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农村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大力发展对“三农”具有更直接、更具体扶持作用的县域工业，增强工业反哺农业能力，以工促农，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劳动就业的税收政策分析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供求矛盾逐级加大,沉重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如何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是我国现在和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经济命题。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就业起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劳动力就业现状     

解释经济波动现象的两种理论比较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从微观出发研究宏观经济,认为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真实冲击,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观点迥异,从而对后者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并为经济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比较了两种理论在经济波动的原因、性质、传播机制、研究方法、模型以及政策含义等方面的差异,并评价了两种理论各自的优劣之处。     

新闻速览·声音

“产业升级是个伪命题”。——经济学家郎成平认为广东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主在面临产业升级的问题时内心是非常挣扎的。他不认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未来是做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他为此提问：芯片的毛利率是40％,远远高于芭比娃娃、泰迪熊等玩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泰迪熊的毛利率为什么低？难道就因为它是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吗？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对农地流转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广东省广州、东莞、河源及惠州四个市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调研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中的职业价值、职业行为、交际技能、工作技能、社会资本广度以及社会资本深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职业情感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因而,强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能力,增强其对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价值认识,强化其非农就业岗位的职业行为,提高其非农就业技能,弱化其对农地的禀赋效应认识,丰富其在城镇的社会资本,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实施农地流转具有积极作用。     

“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基于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3年间的四次农村社会调查资料,对农村劳动力及外出劳动力规模和结构变动趋势、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收入变动趋势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规模下降和老化趋势明显,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断下降且回流比例不断提高,在外出劳动力工资价格大幅持续上涨的同时,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些条件基本可以印证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要素的关系研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

将中国制造业分为四类,分别研究各类行业劳动力要素的配置、供求和技术进步偏向状况,总结得出技术偏向性与劳动力要素的双向关系,发现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要素价格、要素市场、要素替代弹性等是影响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就中国制造业来看,技术进步因素内生化于要素生产过程的程度仍较低,需根据行业特性、资源禀赋条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有差别地得出协调办法。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转型日益深入、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渐显现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运用作为我国产业变革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对我国劳动力就业及经济增长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四家国内典型制造业企业为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劳动力就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积极效应。这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高效率输出提高了企业效益。本文揭示了人工智能运用促进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善的一种典型作用机理,凸显了该技术对于带动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     

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CHIP2013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本地非农就业网络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表明,本地非农就业家庭的年生活消费总额比农业就业家庭显著高出15.5%-28.2%。机制分析表明,收入提升和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是本地非农就业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可能机制。受雇形式的本地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本地自雇就业,且本地非农就业对多数消费项目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发生结构转变的新形势下,农村地区非农就业的发展将有利于发挥农村消费市场在提升内需中的作用。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