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对我国铁路客运量的干预特征研究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对人们日常生活出行的影响,结合X-13ARIMASEATS季节调整模型的自动识别最优ARIMA模型和检测突发事件离群值功能,使用脉冲函数和阶梯函数设计基于离群值的突发事件的干预变量,构建铁路客运量的时间序列ARIMAX干预模型,对铁路客运量近年受到的SARS疫情、铁路客票实名制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冲击趋势进行干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对铁路客运量冲击较大,SARS疫情在冲击滞后的第5~6期铁路客运量基本得到恢复,新冠肺炎疫情对铁路客运量冲击一直在持续中,铁路客运实名制政策实施社会性较强,冲击具有波动性和不稳定性特征,持续时间较短;相对季节调整模型的趋势分析优势,干预模型拟合预测精度显著高于季节调整模型,预测显示我国铁路客运量在缓慢持续回暖中。     

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转轨经济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制造业375家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政府干预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政府干预越强,金融中介与企业技术创新间的相关性越弱,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金融中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结论,就如何提升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建议。     

政府干预对市场声誉机制的挤出效应——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逻辑

监管和自律是克服医生道德风险的两种主要途径,但是政府对医疗领域的过度干预会挤占市场声誉机制的发展空间,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医生的道德风险。改革现行“管办不分”的医疗卫生体制以及医院等级评定和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同时放松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控制,以恢复被扭曲的医疗供方市场声誉机制。     

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否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政府干预等视角,运用多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②互联网产业集聚和资源错配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从而抑制无效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提升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质量,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③互联网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时,改善邻近地区资本错配;④政府干预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互联网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的影响。鉴于此,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发挥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要素流动量与质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干预也要适度。     

调—控:经济法坛又一说——兼评李昌麒教授“需要干预说”

本文通过对李昌麒教授关于经济法的“需要干预说”进行分析,认为该说明显带有移植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经济法的“干预说”的色彩,且“需要”一词不适于定义。本文力图从国情、国体、经济、政治等方面揭示经济法应反映国家对宏观、社会及市场经济问题的直接控制和间接调节的本旨,从而提出经济法“调-控说”,并试以之为基石构筑经济法学和法律体系。     

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中的政府干预

农村信用社存在着制度供给的外生性、民主管理的局限性、参与主体的弱势性、组织范围的广泛性等特点,加强政府干预很有必要.政府干预对农村信用社的组织成本、产权制度、生存和发展环境等方面产生广泛影响,可能会出现政府失效的问题.为此,必须降低农村信用社的组织成本,尊重社员产权,优化农村信用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促进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

本文探讨了城投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20年的6890只债券样本对城投混改成效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短期内,由于政府减少了财务支持力度,城投企业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过度负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在长期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城投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因而缓解了其过度负债问题。第三,在短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但在长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缓解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由此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长期中能够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但前提是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降低政府对城投企业转型的干预程度。本文所作的研究能够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Foreign reserve and money dynamics with asset portfolio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more complete modeling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and sterilization dynamics is necessary when there are adjustment costs to changing private portfolios and/or the central bank attempts to balance longer-run monetary control against short-term exchange rate objectives. We show that measured correlations between domestic credit and foreign asset changes, often interpreted as ‘sterilization coefficients’, may be misleading because they vary with the pattern of disturbances as well as private agent and central bank behavior. We assess the empir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issue by estimating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sset components of the monetary base for Japan and Germany. In both countries, we find that that the impact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on domestic credit falls markedly after several months, implying that the degree of sterilization decreases over time. However, the monetary base remained largely insulated as foreign asset positions were subsequently ‘unwound.’     

论二审参加之审理模式与路径重构

司法解释允许第三人在二审中申请参加,但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以此保障第三人的审级利益并强行合并裁判,却不能兼顾程序效率与安定。其原因在于我国实务试图折衷苏俄与大陆法系模式但忽略了其关键设计： 苏俄民事诉讼虽然奉行第三人参加后本诉必须重新审理的原则,但禁止一审判决做出后的参加申请;大陆法系普遍允许诉讼终结前申请参加,但奉行本诉继续审理的原则。现行立法未限制二审参加,我国应当放弃重新审理模式,采纳本诉继续的原则。参加之诉应当由一审法院专属管辖或者由二审法院移送管辖,二审原则上应中止本诉等待参加之诉确定,或者在参加之诉也到达二审时合并审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受到被参加一方当事人诉讼状态包括二审失权的限制,但如果同时受到既判力、执行力或形成力的扩张作用,二审中仍可以实施与被参加一方当事人不同的诉讼行为。后诉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以基于其诉讼实施的缺陷排除参加或预决效力,恢复主张及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我国央行冲销干预实践及政策性建议

国外央行冲销干预措施主要有公开市场操作和补充的冲销干预措施。后者主要包括贴现政策、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政府存款和利用外汇掉期交易合约等。我国央行冲销干预实践可分为四个阶段,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形势的需要,央行采取了不同的冲销干预政策,所取得的效果也不尽相同。鉴于各种冲销干预操作方式的成本和局限性不同,央行应审时度势,灵活选择各种冲销工具组合;鉴于我国银行持有大量国债,公开市场操作缺乏相应的交易基础,央行应进一步完善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公开市场操作;鉴于我国目前处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经济背景下,央行要抓住机会,继续推进汇率制度改革;鉴于冲销干预并不能作为一项完全独立的政策工具发挥作用。需要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央行要注重国内财政、货币政策间的协调,加强人民币汇率干预的政策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