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成本法下存货计价的比较研究

存货在大多数企业的流动资产中乃至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很大 ,因此存货价值的确定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成果的确定。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财务状况、盈亏情况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实例来研究在通货膨胀期间 ,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存货进行核算 ,无论在永续盘存制下 ,还是在定期盘存制下都会得出 ,先进先出法算出的期末存货额最高 ,销货成本额最低 ,毛利和税后净利最高。后进先出法算出的期末存货额最低 ,销货成本额最高 ,毛利和税后净利最低。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平均法介于两者之间。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企业边界纵向一体化研究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的最优边界在市场费用等于企业协调成本那一点，交易费用中的企业规模实质上是企业的纵向规模即纵向边界，企业纵向规模的扩张主要通过纵向一体化来实现。虽然纵向一体化能够有效地削弱人的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克服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但它并不必然是企业发展的一种好办法，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纵向分拆策略是有效的。企业的纵向边界呈现扩张与收缩交互进行的局面。     

论宏观调控——对我国2003年来宏观调控的几点认识

界定了宏观调控的内涵,论证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讨论了宏观调控的类型,对宏观调控成效与政策实施时长进行了模型分析,并对学术界就我国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成效的争论进行了简要的述评。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行政补偿程序

我国新的宪法修正案确定了财产征收或征用必须给予补偿的规定之后,对补偿程序不合理之处的修改愈显必需。行政补偿程序是双方当事人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降低在谈判协商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要求行政补偿程序设计者必须合理配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对金融监管成本的深入分析

金融监管无疑是存在成本的，这主要包括金融监管的执法成本、守法成本等直接成本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社会经济福利损失等间接成本，但通过对金融实行监管，可以提高金融市场产品的质量，金融监管不是损害而是增加社会福利，因此，金融监管存在成本也是值得的。相反，如不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则会存在更大的成本。我国的金融监管由于种种原因，成本较高，应该通过改善监管策略，降低成本，使我国金融监管实现成本最少化。     

公开市场业务与货币政策有效性——1997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梗阻的症结探析

1997年后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 ,但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出现了梗阻 ,所起的作用远不尽如人意。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一个间接货币政策工具 ,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主体的国债市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基本依托。我国国债市场在规模、流动性等方面发展滞后 ,仍是一个不成熟、不发达的市场 ,这使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产生梗阻 ,严重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发挥     

审计报告改革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传统审计报告的模式化披露无法满足投资者价值信息获取需求,“审计期望差距”问题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12月颁布的新审计报告准则,选取A+H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审计报告改革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审计报告改革会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目越多,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审计报告改革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内部控制水平低、媒体环境差以及代理冲突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这不仅为审计报告改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证据,而且对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烟草商业企业物流成本定额管理探析

系统介绍了WS烟草物流分公司物流成本定额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对成本定额体系最终制定形成的过程和成本定额在提升物流质效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详细阐述。然后针对该公司物流成本管控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物流成本定额管理体系,以实现企业物流的降本增效。     

政府补贴、机构股东与成本粘性

以201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拓展的成本粘性模型,探究“八项规定”后政府补贴、机构股东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增强了成本粘性,机构股东能抑制成本粘性,机构股东对政府补贴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不同地区,政府补贴、机构股东、成本粘性之间关系不同。政府补贴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时存在;机构股东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与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无关,但机构股东的调节作用仅在地方政府官员未发生变更年份存在。     

“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并购中的双重身份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采用2005—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其并购过程中代理成本的影响,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国有股东能够以外部大股东和政府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作用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其中,委派董事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股权制衡可以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这种作用关系在地区法制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