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云环境下跨组织知识共享研究

计算技术不仅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知识管理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知识共享行为的动态特征,构建云环境下组织间知识共享的动态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只有建设有效的搭便车防范措施,才有可能构建积极的知识共享环境,并且知识共享双方云能力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积极知识共享环境的形成。     

甘肃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回归分析、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78—2011年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与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促进了其信息消费的增长,同时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该地区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扩大甘肃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这对促进农村信息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进程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试论信息化条件下我军作战的主要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以及我军建设发展的现状特点,迫切要求我军在信息化条件下必须采取全新的作战方式,包括情报信息战、结构瘫痪战、多维制空战、立体游击战、综合火力战、网络对抗战、电磁干扰战、联合反恐战、心理攻击战、舆论宣传战等形式,从而适应时代特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反侵略、反分裂、反恐怖的防御性人民战争。     

供应链在家纺产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是企业运用供应链原理进行人力资源的供求信息控制,实现人力资源系统化与集成化的网链管理模式。家纺企业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旨在加强人力资源供应商、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资源需求部门三方的联动协同,促进产业人力资源供需平衡,实现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从而解决家纺产业人力资源供需结构性矛盾。构建家纺企业人力资源供应链模型需要在需求预测的基础上,明确供应链成员的职责,特别加强对人力资源供应商评估和选择,通过建立完善的人力资源分销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供应链的正常运转。     

Salesperson Resistance to Sharing Market Intellig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salesperson(s) resistance to sharing market intelligence in emerging market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resistance to sharing market intelligence with relevant others, including the firm, coworkers, intermediaries, and sales managers, is a function of various individu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firm) factors. This framework helps researchers understand how and why resistance develops among salespeople. Moreover, implications from these findings are presented to assist practitioners who wish to persuade and encourage African salespeople to share market intelligence for the benefit of their firms.     

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及其防范

互联网金融在促进小微企业提升融资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迎合个人投资需求、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弥补传统银行融资渠道不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互联网金融却面临着账号被盗、资金被窃、交易受骗以及财产受损等诸多潜在的信息安全风险,这需要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三方共同努力,各司其职,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安全风险进行防范,以更好地推动我国互联网金融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公共征信的运营、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公共征信建设主要在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展开,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实质上构成了国家层面公共征信建设的主体,各省区市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依托开展了区域性公共征信建设。这使得我国公共征信形成条块分割与局部垄断共存的碎片化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征信发展的空间。今后,应通过信用立法、制定相关政策等,解决我国公共征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论信息时代个人信息权的私法规制

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迅速增加,影响个人生活安宁,损害个人人格尊严,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立法者应当通过法律配置,在不侵犯信息主体人格尊严的前提下,促进信息资源的合理、畅通的流动,以合理回应信息社会的需求。虽然个人信息也承载着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但其主要还是一种私益,只有对个人信息提供充分的私权保护,才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公共利益。个人信息权的私法规制通过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完成。通过人格权法确认个人信息权,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保护个人信息权,有利于保护个人权利,同时促进信息的共享与自由流通,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良性发展,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我国刑法中“内幕信息”的认定研究

内幕信息应当被界定为对证券、期货交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且尚未公开的信息。内幕信息的特征和认定标准应当是未公开性和重要性。未公开性是针对内幕信息的存在状态而言的,重要性则是指内幕信息自身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即有可能对证券期货交易活动中的证券期货价格有显著的或曰重大的影响。未公开性的认定应当采取形式公开为主、实质公开为辅的标准,根据司法解释中的“内幕信息形成之时”和“内幕信息敏感期”认定公开时间和公开方式。重要性的认定应当由完全的“客观标准”向“主观标准”为主、“客观标准”为辅的主客观结合认定模式转变,即主要从一般理性投资者的立场来判断某一信息的重要性程度,而把某一信息对证券、期货市场特别是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影响作为补充判断标准,但不以重大影响实际必然发生为条件。“相关性”和“确定性”不是内幕信息的判断标准,它们内在地被消解在重要性判断之中。依循权力分立制衡的法治精神,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界分决定了在行政犯（罪）领域,行政监管机关对内幕信息内容和性质的行政性判断应当从属于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它仅仅是司法性判断的参考和借鉴,司法机关的司法性判断应当具有独立性和终局性,这是司法权彰显司法终局属性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