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对我国通货膨胀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基于财富门槛视角

笔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从金融市场财富门槛的角度对我国通货膨胀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发现,一方面,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现实背景下,形成了规避通货膨胀的财富门槛,财富门槛降低了低收入群体规避通货膨胀的效果,扩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又在事实上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财富门槛,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态。利用我国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验证了金融市场对我国通货膨胀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正向影响作用。     

农药企业期盼加高安全“门槛”

近日,记者从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廊坊）农产品交易会的农药企业了解到：许多正规农药生产厂期盼加高安全“门槛”,规范农药市场,给消费者一个放心安全的农药产品消费环境。     

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方法,从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阶段,低碳约束抑制产业集聚,而在高收入阶段,低碳约束则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低碳约束能够显著带动地区产业集聚,在中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金融全球化、门槛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在理论层面假说很多,但实证层面没有定论,最新研究发现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差异取决于一组门槛变量水平的变化。在一国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门槛变量水平高的国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就相对较好,反之相反。但是,当前研究尚未就所有门槛变量的作用机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清楚,具体的门槛阈值依赖于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而不能准确得出。鉴于此,本文基于Kose等（2011）,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出发,尝试采用整体性实证框架（根据是否关注门槛变量及是否关注门槛效应）,综述了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甘肃省14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显著收敛了城乡收入差距,且该收敛效应存在经济发展程度双重门槛。基于此,本文提出应加强对甘肃省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也应该运用多重手段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等政策建议。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城市化前期,金融发展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起扩大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金融发展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转而起到缩小作用,而在城市化后期,金融发展与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无相关关系.金融发展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强度呈上升趋势.     

我国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3～2012年的面板数据,以电信基础设施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电信基础设施双门槛效应,电信基础设施门槛值分别为4．031和4．552。我国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人力资本仅仅在电信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外资进入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金融发展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探讨外资进入是否导致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在分析金融发展约束下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和价值发现渠道制约外资技术溢出,外资进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特别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外资进入显著地加剧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低端锁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开始显现,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考虑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文章还发现,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金融发展仍未达到外资进入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最优水平。研究结论可对于“十四五”规划期间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启示。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金融开放加剧了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吗？

本文从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金融风险与国际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入手,分析我国金融开放在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同阶段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业发展程度很低时,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会加剧风险,而在金融业高度发达时,资本市场开放表现出促进风险相互传染的通道功能,货币市场开放和经济增长表现出抑制国内风险功能,但这种风险抑制功能只在短期有效。因此,本文提出深化金融业开放过程中,我国要平衡好金融业开放、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