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回购中内幕交易与股价操纵行为规制——由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引发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加了股票回购事由的条款,放宽了对股票回购的限制.但在股票回购的立法方面,总体上仍较为简单、粗略,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没有形成完整、严密的规制体系.由于立法模式的差异,各国对股票回购过程中内幕交易及股价操纵行为的管制形式也有所不同.对欧美等国对股票回购过程中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行为的监管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我国股票回购实施过程中如何抑制股价操纵行为提供启示.     

论跨国银行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

就跨国银行破产程序域外效力问题有两种对立的基本理论,即普遍性原则与地域性原则。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在破产立法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破产程序域外效力各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更倾向于普遍性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更倾向于地域性原则。在法律实际适用上的总体态度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条件下考虑公平。本文认为,我国在应对跨国银行破产域外效力问题上采用最小限制的普遍性原则。     

浅谈宪政意识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宪政意识是法律意识系统的核心内容，宪政意识的强弱会对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主要分析宪正意识薄弱对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宪政意识薄弱的原因以及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强化宪政意况。     

论股东表决权的限制

表决权是股东最本质的固有权利,原则上不得剥夺并限制。但是,决议的最终目的是公正地产生股东们普遍意愿,决议应代表全体股东或大多数股东的利益。但有时候会存在大股东滥用表决权或表决权的行使会损害公正性的危险。因此,本文将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角度,阐述如何实现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论我国对格式合同的法律规

格式合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工具,文章对我国格式合同的法律规制现状展开评析,并提出了建议。     

人力资源管理新视角：员工心理契约管理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为基础的经济，契约是组织存在的基础，契约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外部联系上，也体现在人与企业的内在关系中，人与企业契约关系固然可以通过正式契约加以约束，然而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有限理性的限制，员工与企业无法全部契约事件进行预测并予以规定，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心理契约即雇员和组织对双方责任和义务的交换关系的理解，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西方国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及其启示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模式是反垄断法规制方式的理论依据。西方国家的垄断基本上是市场垄断，其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有一个从“结构主义”到“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的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宜采取“结构主义”并侧重于打破行政性市场壁垒。但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反垄断法的规制方式也会从“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行业特征与企业属性下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下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作用更加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互联网金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有传统的商标“搭便车”、侵犯商业秘密、商业诋毁等行为,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不正当信息获取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法律规定不明晰、“穿透式监管”概念的滥用、法律责任相对较轻等。因此,建议通过细化相关法律制度、审慎实施穿透式监管、适当加重法律责任等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在保护经营者利益的同时也能保障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