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知识、行为选择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中美两国的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商品房投诉和物业纠纷频繁,冲突不断,严重影响了和谐社区、和谐城市的建设。本文从主观知识入手,探讨分析主观知识、行动选择与城市社区治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美两国城市社区治理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剖析两国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内在差异和外在差异,且内在差异是引起外在差异的根源。     

基于主观博弈的产业集群动态共生稳定研究

产业集群具有较高的产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经济效率,是我国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然而,产业集群并非天然的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现有成果也未能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结构动态变化机理,这对合理引导产业集群动态共生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缺失.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运用主观博弈理论分析产业集群动态共生稳定制度的内生演化机理.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动态共生稳定条件取决于集群企业博弈收益差距程度、实现自身收益变化方式等因素.通过对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动态共生的发展历程分析完成对该模型的检验.     

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拓展及现代价值

文章在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假定条件构建地租理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现时代经济发展变化的实际拓展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假定条件,即将劳动主观条件的变化引入地租理论模型,考察了技术进步对劳动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同时发生作用这一内涵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地租理论模型的影响。文章还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引入虚拟价值的范畴,并在新假定条件下重新构建了地租理论模型,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地租理论。最后,文章根据这一新的理论模型,对人类有效使用土地自然资源和维持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探讨,为我国房地产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以及政府有效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了理论支持。     

论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适用情形与核定机制

税收滞纳金是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税收滞纳金的法律性质应界定为行政执行罚为主兼具损害赔偿。其适用情形不仅应考虑时间维度上的“未按照规定期限”。还应结合主观过错、行为性质及义务主体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税收滞纳金的核定应采取分段加收率,起止时间应考虑支付方式的差异,并将税务稽查、刑事侦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设定为除外期间。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中,虚假陈述责任主体众多。由于这些责任主体在信息披露中承担的工作及发挥作用不同,他们对于所披露信息真实性的注意义务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不同的虚假陈述责任主体应当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对发行人、发起人与实际控制人等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对其他虚假陈述责任主体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我国城市老年人主观经济状况充足感分析

主观经济状况充足度指标是经常被用做分析健康、经济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等问题的重要自变量之一.以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城市数据为例,对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64个城市8018例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相关数据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与国外研究相比,相同的结论包括老年人年龄越大、客观收入越多、健康状况越好、离退休及仍在工作的城市老人越愿意认为自己的主观经济状况是充足的;不尽一致的结论表现在老年女性、教育程度越高、已婚以及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城市老人越愿意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充足的.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老年学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问世,“幸福”逐渐走入经济学家的视野。国外学者以主观幸福感的度量和影响幸福的因素为中心,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幸福经济学认为,影响人类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宏观经济波动、经济政策、市场主体行为;人口学特征;环境因素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同时,主观幸福感也会反作用于就业、创业、消费等。幸福经济学是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本质和核心进行探索,把幸福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制定和评估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可见幸福经济学的影响已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幸福经济学现有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数字金融的幸福感效应及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发展质量对居民幸福感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1—2017年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后发现,数字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型,即早期低水平的数字金融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中后期高水平的数字金融能有效提升幸福感。这意味着数字金融发展存在两面性,既可能损害居民利益降低幸福水平,也可能通过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增强幸福水平,需要建立完备的数字金融发展与监管体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精神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因此,应在完善监管制度的情况下,不断加大数字金融的建设力度,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多品类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居民增强幸福感赋能。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劳动力健康的影响：异质性与影响机制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为促进女性健康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女性劳动力主观健康（自评健康和情绪）和客观健康（BMI指数和是否住院）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首先,无论是女性的主观健康还是客观健康,互联网使用均对其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工作时长、不同户籍、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年份之间存在异质性,尤其与2016年相比,2018年互联网对女性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有关互联网使用对女性健康的作用机制,健康投资与工作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贫民住区改造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辽宁省六市的抽样调查

贫民住区问题是存在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普遍问题.本文利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社科院联合课题组2012年的调查数据,着重讨论了辽宁省六市贫民住区改造工程所带来的影响和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变化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贫民住区改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对原住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改造后的家庭收入状况与幸福指数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2)分位数回归估计的结果表明,社区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不同幸福感层次的原住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改造后出现的新的沟通交流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却并未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3)针对贫民住区的低收入阶层,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其他群体存在很大不同,政府的间接扶贫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要略小于其他群体.因此,对于贫民住区改造后所出现的显性和隐性效应,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