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真的想“反三俗”——专访《收信快乐》主演史可、方旭

事实上，《收信快乐》只有主演，没有配角。非要区分一个主次的话，不妨说，男女主演互为对方的配角。     

湄洲岛观潮

一位在莆田创业的朋友要去参加一个佛教用品展览,邀我同去厦门拍摄他送展的作品。我对佛教题材颇感兴趣,便于去年10月中旬赶到莆田,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莆田沿海有一个面积十几平方公里的小岛,因为形似眉毛被当地人称为湄洲岛。湄洲岛虽小,却闻名海内外。那里不仅是中外华人敬仰的妈祖故里,还有扣人心弦的湄屿潮音。这样的旅行机会,我自然不能错失。一个空档日,我坐公交到海边,换乘快艇上岛,     

论公序良俗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指引——以合同形式为例

公序良俗原则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公共利益，并可通过对合同形式的影响发挥其在民事法律行为领域的指引功能。在公共利益的要求下，与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合同、与社会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合同以及与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相关的合同等，均必须遵循法定的形式。     

家庭主妇值多少钱？

这是一个很“俗”的话题,“俗”到司空见惯,你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你没有工作或辞去工作,专职在家照顾一家人生活起居。日子这样一天一天流淌,你没有觉得自己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价值。     

不作为犯罪中作为义务来源探析

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来源包括五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特定职业或职务要求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将“特殊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可以促进人们对生命权的尊重,有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为了确保不扩大刑法的打击面,应对“特殊场合”作严格的限定。     

美国高家龙教授谈中国企业的广告与通俗文化的关系

《中国的大企业》一书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教授于7月22日来本所座谈。座谈会上高家龙教授介绍了他打算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城镇的通俗文化:上海的广告和商业渗透,1800—1983》中外商人和企业使用适合中国大众口味的视觉形象和文字形式的广告,对中国百姓的心理和文化习惯产生了什么影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由于高家龙教授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因而选择了上述课题。高家龙教授认为,对这一研究课题来说,上海是一个适当的着眼点,这不仅因为上海集中了各地和各种商业广告的特色,而且大企业也以上海为据点,将广告送往各地。即便是重现商业广告的今天。     

烟花爆竹立法的民意逻辑

9月9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将实施12年之久的“禁放”改为“限放”，2006年春节，全体北京市民将可以在规定的时限和地点燃放烟花爆竹除旧迎新。曾有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长沙、苏州等282个城市立法禁放烟花爆竹，而“禁放”法规自出台之日起就遭到了民间的挑战，可谓“屡禁不止”，在十几年的较量中，已有一百多个城市有限度解禁，将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利还“俗”于民。烟花爆竹“禁改限”的背后，乃是立法与民意、此民意与彼民意的碰撞、互动、交流、妥协。     

中国古代文学与时势影响略谈

中国文学的演进深受时势的影响：社会进步促使新的文学局面形成，政府支持是文学发展的坚强后盾。首先，文以载道，政治直接影响着文学内容。唐朝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也使四个时期的唐诗呈现不同风格。其次，政治演变使文学由高雅精莫化向通俗大众化演变，遂使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一步步由庙堂走向民间。再次，先秦散文、汉大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的变革也是时代使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分不开。     

故乡的年俗

腊月三十,下午,终于可以放下工作,像只候鸟,急急切切地飞回乡下老家过年了。 小年刚过,母亲就一遍遍地打来电话,要我们过年早点回家。我忙问：“还缺啥？”电话那头是母亲的絮叨,像老师在嘱咐小学生的假期作业,啥都不缺,你们早点回家就行。那时,总觉得还有些时日,再说,年底又是工作上最忙的一段时光,也就没去多想。然而,这天却是迫切地想回家,以致于妻子备好的新年衣服都没带好就匆忙赶路了。因为七十多岁的母亲正病着。     

广电总局再批低俗广告

继严肃处理江苏省东台电视台和山东省滨州电视台块规插播广告问题之后,广电总局再次通报全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近期将进一步对虚假违法的医疗药品广告、电视游动字幕广告、内容低俗的广告以及成人用品广告加大监管力度,控制住广播电视广告的“歪风邪气”。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副司长任廉在扬州召开的全国“城市电视台广告经营管理现场交流会”上说,虽然一些医药广告有批文,但实际播出内容是被篡改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