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对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探视与思考

由于标准金融学无法解释现实中的大量异象，行为金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迅速发展起来。行为金融学通过预设更具人性化的假设条件，形成了自己相对成形的理论范式，开创了金融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行为金融学的兴起揭示了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现实化趋向，给我们学习、研究和思考金融问题带来启示。     

宽松的环境政策能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1997~2009年的工业省级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政策是否是吸引FDI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环境政策较宽松的地区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但这种影响并不大,所以,以降低环境标准、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吸引FDI不是明智之举;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在吸引FDI上处于明显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中国IPO高抑价原因探究

IPO即首次公开发行,指公司在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第一次公开在股票市场上向潜在的广大投资者发售股份,为项目投资募集权益资本的行为。所谓IPO发行抑价,是指在IPO发行中,新股上市后的二级市场价格相对其一级市场的发行价格存在显著为正的平均超额收益现象。按照市场有效性假说,IPO不应该存在超额报酬率,因为众多的逐利行为会使超额利润消失,但实证研究大多支持“IPO具有超额报酬率”的说法。而在中国,IPO高抑价现象普遍存在。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合,契约关系人不仅包括股东、债权人,还包括员工、客户、政府乃至社会。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说,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各契约关系人都会最大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在财富不变的情况下,强调一方利益,必然会损害另一方利益。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在契约各方相互博弈中的一种均衡。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四大区域的实证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日前后股价行为研究

在实证方面,上市公司的送转股,西方国家一般称为股票股利（stock dividend）,过去在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息）日前后的股价行为理论上,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包含Ehon＆Gruber（1970）的“税负效应假说”Tax Effect Hypothesis）;Kalay（1982）的“短期交易假说”（Short—term TradingHypothesis）,以及李存修（1984）提出的“比价心理假说“（Bargain Hunting Hypothesis）等。由于我国的税制规范背景与美国不同,我国对资本利得免税,与美国极为不同,前面的“税负效应假说”与“短期交易假说”均与美国税制有关,并无法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现况。考虑我国二级市场高换手率、高投机性和股价波动剧烈的特点,“比价心理假说”的理论基础可能较符合我国的证券市场现况,本研究即先以事件研究法分析我国深、沪股票市场上市公司送转股除权（息）日前后的股价行为,之后进一步就相关股价异常报酬是否符合“比价心理假说”进行验证。     

出口商品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传统文献在运用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BSH)研究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的实际汇率时,大多只讨论了该经济体本身的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忽略了两国可贸易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工资增长率的差异,以致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BSH.本文通过拓展BSH认为:一国实际汇率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两国相对物价水平,还取决于两国货币的名义汇率,而两国的名义汇率由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两国可贸易部门的相对工资增长率差异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共同决定的;而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正好反映两国间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的相对的变化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它既影响两国名义汇率,又影响两国相对物价水平.     

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和资产定价模型的视角

围绕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联合检验假设难题、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检验、"贝塔通缉令""因子动物园""多因素模型大战"等重点和核心话题,对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文献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资产定价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