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农业发展的生态问题与保护治理的投融资机制研究

宁夏农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治理与保护的瓶颈之一就是资金不足.本文在分析了宁夏农地存在的生态问题和原有投资效果的基础下,结合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特殊性,提出了新的融资模式和投资机制.融资模式可以采用基金会融资模式和准项目融资模式,以保证融资渠道的稳定长效.投资机制上应该考虑到生态退化程度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投资途径以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     

区域一体化与城市创新：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随着我国城市进入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创新资源流动整合、知识技术溢出和市场规模扩大等维度深入分析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将长三角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中国内地283个地级市为样本数据,综合利用合成控制法和PSM-DID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整体而言,长三角扩容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从不同区域看,长三角扩容对原位和新进城市创新水平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新进城市的影响大于原位城市;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扩容政策对科创走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强于非科创走廊城市,同时区域通达性改善也能够明显强化扩容对城市创新的政策效应;③扩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研究结论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建设长三角创新驱动示范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改革与生源质量提升

中国的高等院校招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偏好",为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教育部在2008年出台了一项强力的"均等化"政策,要求"部属高校"将本地招生比例逐步降低至30%以下。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准实验"来观察中国高校中存在的本地偏好及其后果。本文首次利用中国2005—2015年1189所高等院校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均等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均等化"使得"部属高校"的招生分数大幅提升,有力地推动了所在高校的生源质量,并且,这种生源质量提升效应在本省和外省均显著存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均等化"政策实施后,部属高校调整了招生策略,将更多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外地省份,尤其是那些高分省份,从而产生了"双重结构优化效应"。在进行大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这意味着,"均等化"政策带来了明显的招生名额优化配置效应。根据本文的发现,中国的高等院校"均等化"是保障未来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     

父母陪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亲子共餐视角的准实验研究

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从亲子共餐这一微观视角来探究父母陪伴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亲子共餐频率的降低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总水平及其分维度情绪稳定性、宜人性和尽责性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反之,亲子共餐频率的提高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具体从各维度来看,亲子共餐频率的提高仅对青少年的宜人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情绪稳定性和尽责性均无显著影响。     

财政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进步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科技进步支撑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高新技术研发与推广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大、收益低等特征,但其成果却可以被全社会分享,因而,高新技术产品具备了准公共物品的特征,需要财政政策支持。     

出租车行业管制下的出行服务平台发展研究

出租车是城市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准公共服务形式满足了城市居民特定时空特征的出行需求,发挥了补充性公共交通的作用。在价格管制与数量管制的双重约束下,出租车市场供需失衡、利益分配扭曲,因此造成了替代性的私人交通膨胀、非正规出租屡禁不止,交通基础设施资源紧张,并形成恶性循环。互联网变革催生的交通出行服务平台,发挥了平台经济的优势,以创新的商业模式调动碎片化的交通资源,引导闲置的私人交通进入准公共交通领域,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的对立。行业管理者应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处理传统产业与出行服务平台之间的矛盾,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建成完善有序的城市交通体系。     

农业保险属性与政府补贴理论探析

作为准公共物品的农业保险的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对农业保险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保障农业保险的有效供求,从而导致我国农业保险目前的发展困境。农业保险市场机制失灵为政府干预,建立政府补贴型的政策型农业保险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和高额政策补贴不仅不能解决市场失灵,反而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扭曲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而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或政府干预都不能有效解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所面临的问题,关键还在于能否有效地把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界定两者的关系,使二者能达到最优配置,更加公平并富有效率。